长期以来，结合中外史料探讨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的力作，实在并不多见。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将这项课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该书通过对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进行新的构架和研究，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贡献：
    （1）与日本学者冈崎敬等相呼应，姜先生阐发了“白银之路”、“香药之路”、“法宝之路”等概念。他据吐鲁番文书和新疆地区发现的一批萨珊波斯银币，认为高昌（西州）曾是银钱流通区；由于中原地区不以银币为通货，这些银钱实为波斯银币、粟特银币和克什米尔等地的西域银币；在高昌，一般都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这说明，从中国通往波斯的丝绸之路，也即从波斯通往中国的一条“白银之路”（第30页）。他还详考了文书中有关香药以及香药文化之记述，认定“佛教传入之路，也是一条（由印度到中国的）香药传入之路”（第131页）。
    （2）深入探讨了吐鲁番地区国际标准通货和使用货币之演变问题。他认为，北周至唐初（约557-630年），拜占廷金币实际上成为高昌的国际标准通货（第10-13页）；4-7世纪，从波斯以东到中国河西走廊，流行银通货。唐初至开元年间（约630-741年），曲氏高昌以波斯银币为标准货币（第30页）；但自武周以后，银钱逐渐不见于文书记载，这说明铜钱和帛一起成为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货币形式（第202页）。在整个7世纪，西州直至西边的安西、疏勒一带，在货币流通方面，钱帛兼行；而钱货方面，又是银钱与铜钱兼行（第199页）。他还分析了敦煌、吐鲁番地区受波斯及粟特影响而流通银币之原因（第201页）。到唐开元时期，银钱表面上从流通中消失（第34页）。他还研究了7-8世纪之交敦煌、吐鲁番的铜钱使用及外流问题，得出了该时期粟特地区铜币流通兴盛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铜钱外流到该地区的结论（第202页）。
    （3）挖掘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波斯”和“波斯军”的记载，拓展了中国与波斯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敦煌与波斯”这样一个饶有趣旨的课题。关于萨珊朝灭亡（651年）后中国与波斯人的关系，学者一直注意不够。姜先生从80年代中期开始注意此课题，并探微入渐，成果斐然。他对此项课题的研究，至今仍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他结合中外考古资料对“波斯锦”和“胡锦”的研究，也颇具心得和特色。他认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联珠猪头纹锦式样应与萨珊波斯人的琐罗亚斯特教（袄教）的观念有关（第75页）。关于敦煌莫高窟各种联珠纹图样所受萨珊风格之影响，前人著述不少。姜先生结合国外考古和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了这项研究成果的内容（第77-82、206-226页）。他认为，敦煌文献中的“胡锦”、“番锦”，既有境外输入的，也有汉地生产的；粟特人在胡锦生产技术输入汉地的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
    （4）探讨了敦煌、吐鲁番的粟特人之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日本学者池田温曾作《8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1965年）、《吐鲁番汉文文书所见的外族》（1978年），山田信夫作《突厥族与粟特商人》（1971年），护雅夫作《丝绸之路与粟特人》（1979年）；中国学者夏鼐、唐长孺、马雍、朱雷等也分别针对新疆出土的古代丝织品和钱币、唐西州诸乡户籍帐、“萨藩”问题及曲氏高昌的“称价钱”做过专题研究。姜先生在这些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高昌粟特人及其活动情况，认定高昌也存在粟特人聚落；这些粟特人分为入籍和未入籍两种，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义务和权利；他们都对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中介作用，对敦煌、吐鲁番和粟特地区货币的演进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既促使敦煌、吐鲁番地区采用银本位制，又促使粟特地区采用铜钱。
    （5）在史料利用和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突破。姜先生对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非常熟悉，并充分吸收了日本学者羽田亨、池田温、白鸟库吉、护雅夫、伊藤义教等人的研究成果。他还使用了国内学者极少利用的塔吉克斯坦《穆格山粟特文书》，前苏联的考古成果和钱币资料，以及北高加索阿兰（Alan，即奄蔡）地区所出汉文文书，并且利用了部分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研究中，他注重以出土文书与其他考古发现相参证，以地下出土文物与史籍相参证，力图把敦、吐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文化汇聚，置于整个东西方社会政治发展和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使敦煌、吐鲁番一时、一地、一事的研究具有了国际意义。这对于专治中国史的中国学者来说，尤为难能可贵。
    姜先生的研究，为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尚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笔者提出以下问题讨论：
    首先，北周至唐初，高昌采用银钱本位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拜占廷金币是否如姜先生所称已成为高昌的国际标准通货？显然，仅据“金钱”成为该时期高昌虚构的随葬物，以及高昌发现了几枚拜占廷金币，尚不足以说明拜占廷金币已成为该时期高昌的“国际标准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