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铜钱取代银钱之原因。我们应当充分重视以下两个因素：一是阿拉伯人在8世纪初最终征服河中和粟特地区后，这些地区的银币铸造权收归阿拉伯倭马亚朝廷和阿拔斯朝廷，这些地区仅有铜币铸造权。到公元822年中亚塔赫尔王朝（822-873年）建立，上述地区又恢复了银币铸造权。不过，这些地区直到10世纪末均没有停止银本位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回历211-212年（公元826-827年），河中、粟特、呼罗珊各地税收和买卖均以银币（迪尔汗）为本位计算；古达玛的《税册》也证实了这一点[①a]。二是，据美国学者费叶（R.N.Frye）研究，中亚萨曼王朝（874-999年）时期，在东突厥斯坦没人愿用银币做交易，人们与来自萨曼王朝的商人做生意主要是物物交易；而在伏尔加河和东欧地区，萨曼银币既作为货币来使用，又以其银的含量而作为商品出售[②a]。考古材料也支持费叶等的结论。在碎叶故址（阿克·贝欣）未发现8世纪中叶后的钱币；在伏尔加河流域、波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则发现了大批萨曼王朝银币[③a]。看来，高昌（西州）废用银币还有本地的其它因素，这尚待学者们做进一步研究。至少，高昌银钱被中亚各族拒绝使用，是高昌银钱渐废的原因之一。至于敦煌、吐鲁番所使用的银钱是否在本地铸造，有多少在本地铸造，银钱成色是否有降低过程，也亟待文献和考古发现来解惑。只有铸银币地点及银币成色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这两地银钱兴废的原因才能探讨清楚。
    必须指出的是，从武周到天宝年间，敦煌、吐鲁番地区仍广泛使用练绢作为一般等价物；该时期记载以练绢购买马、骆驼、牛、奴婢等的文书在14件以上。据赵丰研究，在这个时期铜钱贬值率达43%；铜币在当时称不上是硬通货，只能用于小买卖；在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绢练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充当主要货币[④a]。这在《册府元龟》和《唐会要》中都有明确记载。显然，敦、吐地区钱币的流通变化，与唐朝政府和中国内地的关系要更紧密些。从穆斯林著述看，唐朝铜钱并未大量外流到中亚，中亚考古材料也未见唐铜钱之大量发现。
    第三，关于粟特人之研究，尚有以下课题有待深入研究：敦、吐地区的粟特人与灵州、夏州南境的六胡州之粟特人比较研究（如两地粟特人定居原因之异同、他们对商业贸易作用之差异、权利和义务之区别、汉化程度之大小，等等），定居（入籍）粟特人与当地汉族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之差异，中国内地是否存在粟特人聚落，粟特人分布点与丝绸之路走向的关系，等等。这些子课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透过粟特人在中国活动之表象，揭示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担当者”的粟特人在隋唐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粟特人的活动对中国和西域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显然，在隋唐丝绸之路上，充当文化交流使者角色的不仅有粟特人，还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后三者在敦煌、吐鲁番如何活动，他们与粟特人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作用如何，都有待学者们做进一步研究。
    第四，必须充分利用中国西部地区出土的大批粟特文书。这些文书，有商业文书、佛经、摩尼教和基督教（景教）文书。利用这批粟特语文书，必可使有关课题研究深入一大步，揭示出敦煌各种宗教所包含的伊兰因素。诚如姜先生所指出的，要研究敦煌宗教中的伊兰（中古伊朗）因素，“不仅要研究祆教、摩尼教、景教，更要研究敦煌大乘佛教中，如无量光明阿弥陀佛、西方乐土、弥勒和观世音崇拜，如何为伊兰思想所浸透。”[⑤a]
    第五，必须注意的是，“粟特”（地区）、“粟特人”概念，在中古时期的汉籍及穆斯林史籍记述中是有差异的。中国史家一般均认定唐代中亚昭武九姓为粟特人，昭武九姓存在区域（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为粟特地。《大唐西域记》卷一记云：“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即史国，今撒马尔罕以南之萨赫里萨布兹--引注），地名窣利（即粟特--引注），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新唐书·康国传》云：“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南四百里吐火罗也。有铁门山，……为关以限二国”。由此可见，唐代中国人眼中的粟特，其地域从碎叶直至史国南界的铁门关，布哈拉地区（安国）并不包括在其内。而在中古穆斯林舆地文献中，“粟特”（地）的概念要狭窄得多。
    据伊斯塔赫里（IstakhrTī，10世纪上半叶人）记述，粟特地仅包括布哈拉东部之地，即从代布西亚（位于布哈拉以东22法尔萨赫，约合137公里；此地东至撒马尔罕17法尔萨赫，约合106公里[①b]）到撒马尔罕之地；不过，布哈拉（安国）、渴石（史国）和纳塞夫（即《新唐书·西域传》之那色波，亦曰小史，今布哈拉东南之卡尔希）也可包括进粟特[②b]。雅古比（Ya′Kübī，卒于公元897年，著有《诸国志》）则把渴石、纳塞夫、撒马尔罕地区称作粟特，但布哈拉不包括在粟特之内；他时而把撒马尔罕作为粟特首府，时而又把渴石作为粟特首府[③b]。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约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则认为，粟特位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④b]。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定稿于约公元885年）中，则把粟特、撒马尔罕、拔汗那（费尔干纳）、突厥诸城镇、渴石、纳塞夫都视作粟特地，而把布哈拉、东曹国和石国都排除在外。看来，在中亚穆斯林眼中，撒马尔罕以东诸地（如石国、东曹国）往往不包括在粟特地区之内。这种概念上的不同，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来华粟特人不同群体（如安、康、史与石、曹姓）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