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汗是16世纪蒙古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蒙古封建主群雄并立、割据混战的纷乱形势下，他率先振兴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以库库河屯（今呼和浩特市）为中心，建立了漠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努力争取改善与明朝的紧张关系。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明蒙之间的和平通贡互市，开创了蒙汉之间60余年友好交往的新局面。
    俺答汗（1508-1582）[①]，亦译称阿勒坦汗，明人记载中作俺答、谙达等。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迫使小王子--徒具虚位的蒙古大汗授他“索多汗”的称号，故他亦被称作“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从16世纪中叶至末期，在漠南蒙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的诸多变化，无不与之相关。他是继其祖父达延汗之后在蒙古历史上又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一生的活动中，最具色彩的是他主动改善与明朝的关系。本文拟对俺答汗在明代中后期的蒙汉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做一论述，以求方家教正。
    一、历史的回顾--明蒙间的紧张关系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蒙古贵族弃大都北奔蒙古草原，元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元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实未始亡耳”[②]。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世袭可汗代代相传，延续267年，史称“北元”。元廷北迁之后，仍保存着完整的统治机构。并且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③]。与此同时，明朝也始终没有放松对北退的蒙古各部的军事行动。明太祖数次大举用兵，把蒙古军队从陕、甘、宁一线赶走，但最终仍不能彻底消灭北元军事力量，而自身损伤又很惨重。朱元璋深感平定北元并非易事，因而改变战略策略，以防御为主，分别遣将在山西、北平等处练兵备边，沿长城修筑九边重镇，并在长城以北建立了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三个军事重地，以防蒙古南进。
    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利用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的矛盾，转守为攻，力图趁机彻底消灭北元势力。成祖组织数次大规模“北征”，其中有五次是御驾亲征。然而明朝对北元的征伐在经济上的消耗已大大超出中原经济实力所能承担的负荷，军事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军辎供给不足，明军虽已深入蒙古腹地作战，但并没有能够摧毁蒙古军事实力和其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经济；同时，明朝北征使中原人民承担着繁重的赋役，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之南方沿海一带“倭寇”不断侵扰，内忧外患使明朝处于危机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明朝改变军事上大规模进攻的策略，实施了诸多政治怀柔政策。明朝对已归降的蒙古封建主封爵、封王，以招徕更多的蒙古贵族归顺；在已降蒙古地区建立羁縻卫所，以夷制夷，进行有效统治。尽管如此，仍旧没有从根本上改善蒙汉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接受明朝所封之爵位、王位的蒙古封建主们，对明朝亦是时降时叛。早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即已接受明成祖封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的东蒙古权臣阿鲁台的数次反目，就是很突出的例证。明初所设兀良哈三卫对明朝的臣服态度亦反复无常，当蒙古汗廷强大时，三卫之地即成为蒙古铁骑南下的跳板，对明朝构成极大威胁。
    当时，在蒙古地区分成的蒙古本部（即东蒙古，明朝自永乐以后，称大汗直接统治的蒙古本部为鞑靼）和西部蒙古（明朝称为瓦剌）之间的长期混战以及东西蒙古内部封建主之间的相互征伐，构成了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之前显著的政治特点。在封建混战中，下层诸爱马克纷纷割据自雄，上层则是同姓宗王、异姓贵族等争夺霸权、争夺汗位的互相残杀；在此期间，西部蒙古瓦剌一度控制全蒙古，也先汗亦曾试图通过南下攻明恢复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因此与明朝关系异常紧张，最终发生了“土木之变”（1449年）。一日之间，明朝皇帝被俘，京军数十万溃灭。也先声势咄咄逼人，明朝上下如惊雷贯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④]，竟至“群臣聚哭于朝”[⑤]。如果不是脱脱不花汗的掣肘、于谦率领军民的奋力抗击，也先恐怕要通过明英宗进而控制大明王朝了。
    “土木之变”后，蒙古内部汗位争夺更加激烈，也先击败了脱脱不花汗而登基称汗（脱脱不花汗为沙不丹所杀）。也先称汗后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明朝，他在收复兀良哈三卫之后，纠集重兵屯驻明朝北边之地，向明朝施加压力。明朝已经察觉到“兀良哈三卫头目遣使烦数，前使未去，后使复来。名虽进贡，实则窥边。其暗受也先约束，探听中国消息，不言可知”[⑥]。也先亦“累遣使以进贡为名，而实觇我虚实”[⑦]。如果不是景泰五年（1454年）八月也先在突然爆发的内讧中被杀，明蒙间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由此可见，明蒙之间的关系在俺答封贡之前的紧张程度。也先之后的数十年中，蒙古之地先后出现了孛来、毛里孩、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等权臣相继擅政的局面，他们挟制大汗，甚至弑杀大汗，独揽朝政，使得蒙古汗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成化十五年（1479年）达延汗（把秃猛可）继位，遂开始了他的政治改革。由于他英才早慧，贤智卓越，故改革成效显著。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太师专权，汗权旁落的局面，而且将其所辖之地分封为六万户，进行有效统治（其中五万户由自己的儿子领有）。此时的蒙古六万户、四卫拉特、大兴安岭东西蒙古各部皆在他的统治之下。然而，达延汗的主要政绩在于蒙古内部的统一和发展方面，与明朝的关系则是时战时贡，或边战边贡，并且朝贡的目的似乎尚停留在取得某种经济利益、满足消费，并以此维系统治的阶段。达延汗曾分别于弘治元年、三年、四年、九年、十一年（1488年、1490年、1491年、1496年、1498年）遣使朝贡。在明蒙间二百余年的通贡关系上，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政治上隶属关系的印记，惟达延汗时期不同。《明实录》载：弘治元年小王子“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兵部覆奏谓，北虏虽有入贡之意，然以敌国自居”[⑧]。达延汗在遣使朝贡的同时，继续侵边掠夺财富。弘治六年夏，入甘、凉、永昌、庄浪等处，“抢去头畜十万之上”，次年又两次入境，“抢掠头畜约十万有余，人口不知其数”[⑨]。弘治十一年的朝贡是达延汗的最后一次朝贡。之后，他借口明朝的“宴赏薄恶”[⑩]，连年大规模进攻明朝边城，掠夺财富、人口无数。总之，在达延汗统治期间，明蒙关系比较紧张，双方战争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