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西方海外扩张热潮开始向东方袭来,古老的中华帝国与欧洲国家正面遭遇的历史时刻随之而至。明武宗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来自西方的葡萄牙首先将触角伸向东方,中葡两国的交往由此拉开了帷幕。 一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开始为一种冒险和扩张精神所笼罩。葡萄牙首当其冲,成为最早崛起的海外扩张国家。此时的葡萄牙经过几个世纪的独立发展,已形成单一的民族社会,这一社会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使之成为海外扩张的发源地。对葡萄牙国王、教会、贵族和平民来说,海外扩张无一例外地意味着新的出路和新的财源,并意味着对宿敌穆斯林圣战的延续。因此,举国一致的扩张呼声成为15世纪初葡萄牙海外扩张政策的基础,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活动由国家组织进行,海外扩张政策则持续达500年之久。 葡萄牙最初的远航探索与恩里克王子(D.Henrique,1394-1460年)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这位王子是葡萄牙海上活动的第一位组织者。他开办航海学校,大力罗致、培养航海人才,并组织了多次探索性航行。在逐渐揭开非洲海岸的奥秘以后,葡萄牙试图寻找一条通过非洲南部到达印度洋的新航路。王子于1460年去世,没能亲眼见到那一世纪末巴尔托洛梅·迪亚斯(Bartholome Diaz)发现非洲南端好望角,以及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开辟通向东方新航路的业绩。新航路的开辟,是在葡萄牙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D.Manuel Ⅰ,1469-1521年)亲自部署下取得的扩张成果,为东西方交往铺平了道路。而从此,西方海外扩张狂潮开始席卷东方。 踏着达·伽马的足迹,葡萄牙人捷足先登,首先来到东方。明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它占据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次年,攻占了马来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满剌加地处东西方贸易的咽喉,是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攻占满剌加后,葡萄牙已打开了通向中国的大门,中葡两国间的正面接触已是指日可待。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当时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极具吸引力。早在1508年2月13日,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已给探索东方的迪奥戈·罗佩斯·德·塞戈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达长篇指令,明确叮嘱:“要弄清中国人(Chijns)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是多少?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体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它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奉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基督教,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1]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充分反映了葡王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同时,也说明了当时这位西方君主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 负有国王使命的塞戈拉在航行到东方后,在马六甲见到了中国帆船,但实际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国王指令中的多项要求[2]。 此后,1512年8月30日,葡王在东方的臣子洛格隆诺(Logronho)写信给他提到,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派遣武装船只前来中国边界探查[3]。当时,阿尔布克尔克身任葡萄牙驻印度总督[4]。同年11月8日,若奥·德·维埃加斯(Joao de Veigas)报告国王,若奥·德·莫赖斯(Joao de Moraes)试图航行来中国,但由于马六甲摩尔商人阻挠而未能成行[5]。虽然此时阿尔布克尔克已将注意力投向香料群岛,没有再派遣船只来中国,可是,1514年1月6日,仍有消息传递给葡王,讲述前一年在马六甲的4艘中国帆船的情况[6]。对中国的了解在进行,可以说葡萄牙人来到东方,在占据马六甲的同时,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已经把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提上了日程,只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罢了。 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在中国商人的指引下,到达中国广东珠江口的屯门贸易,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之行,他在屯门特意竖立起一块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石柱[7]。依据中国明朝法律,外国商人不得在中国登陆,只能在中国海岸做短期停留,进行贸易后即行离去。而在1514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由于不断接到来自马六甲的信函报告,已对中国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515年1月8日,在若热·阿尔布克尔克(Jorge Albuquerque)给国王的信中,提到了阿尔瓦雷斯和中国[8],这无疑成为促使国王决心派遣特使前来中国的一个因素。 也就在这一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决定委派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a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船队前来东方,“发现中国”,并指示费尔南护送一名使臣到中国[9]。国王没有指定使臣人选,他把挑选使臣的事交给了当时葡萄牙的印度新总督洛波·苏亚雷斯·德·阿尔贝加利亚(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西印度新总督选中之人即是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 托梅·皮雷斯大约出生于1465年[10]。由于出身于一个医药世家,因此他年轻时成为葡王若奥二世(Joao Ⅱ)王子的药剂师。王子的早逝使他离开宫廷。在1511年他前往东方,先到印度又到马六甲。在东方的几年中,根据所见所闻,他撰写了《东方记》一书。这部书是东西方直接接触早期,由葡萄牙人撰写的第一部详述东方状况的书,颇有价值。其中有专门章节谈到中国,当然从写作年代来看,托梅·皮雷斯当时并没有到过中国。书中说:“中国是一个庞大、富饶、壮观的国家,拥有大片土地和百姓……还有众多马匹和骡子。”提到“中国有许多城市和要塞,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并特别涉及了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关系:“爪哇、暹罗、帕赛、马六甲的国王每5年和10年派遣使臣,携带中国颁发的证明文书,去见中国国君。并且送去他们国中最好的礼品……如果他们带有成千的礼品,中国君主会加倍还礼。”[11]对中国尽管称赞备至,但他在书中也提到与葡萄牙海外扩张思想吻合的征服中国的可能。印度总督选中托梅·皮雷斯作为葡萄牙国王的使臣时,他已完成了《东方记》一书(或接近完稿),正是由于他的学识渊博,以及对东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使他不久以后有幸成为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任使臣,而且,也即欧洲派到明朝的第一位使臣[12]。他所肩负的使命,是到中国觐见中国皇帝,要求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 关于费尔南与皮雷斯的来华,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费尔南是由葡王派遣前来东方,前来中国的,并非由葡萄牙马六甲总督所派。这在当时葡萄牙著名史家巴洛斯(Joao de Barros)的巨著《亚洲数十年》的《第三个十年》中有着记述,可见上文。正因为如此,费尔南归国以后即得到葡王接见和询问。这在葡文史料中也有记述,下文还将述及。然而,由于我国老一辈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先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有关巴洛斯著作的译文,系根据伯莱茨内德(E.Bretschneider)的《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英译本译出,而伯氏英译又来自德国索尔涛(D.W.Soltau)的德文译本,译文又只摘译了马六甲总督派遣费尔南前来中国一段,致使至今我国大多谈及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论述中仍误以费尔南为马六甲总督派遣而来,应予澄清。二是同样不能将皮雷斯使华看作是葡萄牙印度总督派遣而来,因为费尔南前来东方时,已负有护送葡使到中国之命,葡使来华携带有葡王国书。 年轻的费尔南率领4艘船组成的船队,于1516年2月底离开科钦,前来中国。同年8月,到达马六甲。在马六甲耽搁周折以后,前后总共经过约19个月,才终于在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517年8月15日)抵达中国广东屯门[13]。在那里,费尔南向中国官方人员说明,他前来中国的原因,主要是护送葡王曼努埃尔的使臣来觐见中国皇帝,持有和平友好内容的信件,请求给予领航员前往广州[14]。然而,明朝在对外交往中,是以朝贡体制为核心,视外国皆为朝贡国,因此中国史料中有葡萄牙使节第一次来华“以进贡为名”的记载。而葡使来华的目的却是贸易,与以往明朝所接触的与中国具有传统联系的朝贡国是完全不同的。 此后,葡使一行溯江而上,驶入广州。这时费尔南让他的葡萄牙船队在桅杆上升起旗帜,并且鸣放礼炮致意。然而,对西方礼节茫然不知的中国官员和百姓,却因此而大受震惊[15]。 如果说葡萄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使团的礼炮声惊动了广州城,被误认为是开炮寻衅,经过解释,中国地方官员尚可释疑,但是由此开端,伴随葡使而来的一系列由于双方缺乏了解及分歧造成的谜团,却不幸被历史尘封了几个世纪,时至今日也尚未完全解开。 二 葡使东来,抱有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的明确目的。此时的明王朝,虽然早已失去昔日派遣郑和下西洋驰骋印度洋的雄风,却仍是东方的一个庞大王朝。 明初,伴随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日益加强的趋势,朝贡贸易体制臻于完备。明朝沿袭历代封建王朝,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掌管海外诸国朝贡市易之事。而明初将海外贸易限定在朝贡形式之下,遂使明朝前期官方朝贡贸易成为中外贸易的唯一孔道:“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16]朝廷以此达到“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利,减戍守之费。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17]。因此,除了《皇明祖训》所载周边及前此有过交往的海外国家,中国是一个关闭着的国度。 发展到明中叶,情况有所变化。由于在朝贡贸易的鼎盛时期,产生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扩大的海外贸易给明王朝带来深刻的社会影响,对明朝朝贡贸易与海禁为两大支柱的海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冲击。于是,出现了朝贡贸易形式下的海外贸易日趋衰落、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日益兴盛的状况。基于这一现实,明中叶海外政策被迫呈现调整的趋势[18]。正德初年,负责海外贸易的广东市舶司已开始对海外各国来华贸易活动放松了贡朝和勘合的要求,从而打破了原来“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原则,“无论是期非期,是贡非贡,则分贡与互市为二,不必俟贡而常可以来互市矣”[19]。这种变化,反映出中国海外贸易正由官方全国控制的官营贸易中解脱出来,向民间私营贸易转变。然而,恰于此时,明王朝遭遇到西方东来的新课题。可以说明王朝统治者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触西方派来中国的第一位使臣的。对遥远的欧洲国度一无所知,这一状况从清初修《明史》仍称“佛郎机近满剌加”可想而知[20],因此对待欧洲来华的第一个使团,明王朝采取的是一如既往对待海外诸国的态度,这是毫不奇怪的。 明武宗正德与葡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时间略同(明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1年在位,唐·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然而这两位东西方君主的作为却相距甚远。相对海外扩张时期葡萄牙王国雄心勃勃的唐·曼努埃尔一世,明朝皇帝武宗正德只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君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期间,是葡萄牙王国的鼎盛时期,他刚刚即位,就在议会中力排众议,挑选瓦斯科·达·伽马进行远洋探索航行,从而开辟了欧洲到达印度的新航路,更进而建立起葡萄牙东方王国的雏型。此外,他还派出远洋船队到达巴西。在内政方面,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他成功地进行集权和法制改革,颁布了《曼努埃尔法典》[21]。其在位期间,更产生了曼努埃尔建筑格调,或称“曼努埃尔艺术”[22]。而明武宗正德在位期间,听信宦官、佞臣,在西内建立豹房,长年居住在内,荒淫无度,不理政务,毫无突出政绩可言。他对外部世界不了解,也根本不想了解,想到的只是如何游玩和放荡。而曼努埃尔与之迥然异趣。费尔南护送皮雷斯抵达中国后,于1520年6月返回葡萄牙。他在埃武拉受到国王唐·曼努埃尔一世及王后的热情款待。国王饶有兴致地多次向他询问中国及邻近地区的事情,“他天生对世界上发生的事好奇,并且想从中吸取对他的统治有益的东西”[23]。然而,葡使来华,正是明武宗宠信江彬、钱宁等人放纵而为的时候。东西方两国君主间好恶的强烈反差,反映在处理国家事务上,也必然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 三 葡使东来,是在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24]。时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的顾应祥曾记述此事:正德十二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到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25]。后来广东巡抚林富疏中也述及此事:“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时布政使吴廷举许其朝贡,为之奏闻,此不考成宪之过也。”[26]由上述记载可知,葡使到达广东后,地方官员报知总督陈金,陈金即从广西驻所来到广州,准备召见。根据接待海外国家来使的规定,考虑到葡使来华不懂中国礼仪,因此他先命他们在光孝寺中学习3天礼仪,随后召见。召见葡使时,场面隆重,前有号手开道,在礼炮和号角声中,1517年10月底的一天,托梅·皮雷斯及其随员一行衣冠楚楚地登上了广州码头。费尔南没有随他们登岸,他派人向总督说明,葡萄牙国王愿意与中国皇帝建立友好关系,因此派遣使臣携带礼物前来。中国官员则表示立即上书报告皇帝知晓[27]。于是,葡使来华之事被上报了朝廷,《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三年正月有如下记载:“佛郎机国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并给勘合。广东镇抚等官以海南诸番无谓佛郎机者,况使者无本国文书,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请。下礼部议处。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28]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葡使来华后,地方官员因对其国不甚了了,且使团又没有明朝颁发的文书勘合,因此不知如何处置,故留下使团奏请朝廷。礼部当时的处理意见是令葡使回国,带来的方物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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