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上葡使一行并没有就此返国，而是留在广州等待机会。顾应祥云：“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庙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29]而在此时，费尔南则已与葡使一行告别，他于1508年9月回到马六甲，并于1520年6月返回葡萄牙[30]。此后，接替他的是其弟西蒙·安特拉德（Simao Andrade）。
    葡使托梅·皮雷斯在广州等待一年左右，明廷终于改变初衷，“诏许入京”。个中详情，已无从查考，只知葡使通过通事火者亚三，贿赂“镇守中贵”，得以入京[31]。
    时值宁王宸濠在南昌发动叛乱，武宗立意南巡。宁王宸濠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四世孙，他自正德初年已有夺位野心。当时武宗颁旨亲征，借此到南方巡游。他自称“威武大将军”，率大批臣僚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八月离开北京，浩浩荡荡地开始南征。尽管出京行至涿州时，已收到右副都御史南赣巡抚王守仁平定叛乱、俘获宁王的奏报，但武宗游玩心切，置之不顾，继续南行，以实现他游历江南的计划。他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元1520年1月16日）抵达南京，驻骅于那里，直至十五年闰八月十二日（公元1520年9月23日）才启程返回北京。
    葡使托梅·皮雷斯一行得旨许入京后，于1520年1月23日乘船离开广州北上，随后弃舟登陆，通过梅岭、南昌，前往南京。经过4个月行程，到达南京已是5月[32]。当时武宗到达南京已有几月，但无意在南京接见使团，于是使团只得继续北上，前往北京等待觐见。此间，使团通事火者亚三贿赂武宗宠臣江彬，由江彬引荐给武宗。向喜玩乐的武宗以“能通番汉”的火者亚三说话有趣，“时学其语以为乐”[33]。似乎他对外国使臣的兴趣仅止于此。
    在北京翘首以待的葡萄牙使团，终于在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公元1521年1月18日）等到了武宗北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武宗回京后不久，即大病不起，一命呜呼。因此，葡使皮雷斯终未得到明朝皇帝召见。其在京期间，为中国史籍记载的重要事件，是通事火者亚三骄横不法，在四夷馆中见到明朝礼部主事梁焯不行跪拜礼，使梁焯大怒，施以杖刑。江彬得知此事后，反怒而言道：“彼尝与天子嬉戏，肯下跪一主事耶？”[34]他扬言要奏报武宗。恰值武宗之死，梁焯得以幸免[35]。
    武宗死后次日，明朝即下令：“进贡夷人俱给赏令回国。”《明实录》所载，葡萄牙使臣也列于其中[36]。明廷在清除武宗佞臣江彬后，处死了倚仗江彬势力的葡萄牙使团通事火者亚三[37]，并颁旨将葡使一行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38]。此后，葡使皮雷斯在广东沦为阶下囚。这位欧洲来华的第一位使节病故于中国[39]。
    至此，中葡两国，也即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首次正式交往，以无可挽回的失败告终。
    四
    葡使皮雷斯终未得到觐见明朝皇帝，从表面上看，似乎正值明武宗驾崩，未逢其时。然而，仔细分析，却又不然，葡萄牙使臣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首先，两国由于礼仪习俗迥然不同，双方相互缺乏了解。
    如前所述，葡萄牙船队驶入广州港，按照西方礼节，曾鸣炮升旗致意，被误以为是开炮寻衅。后来托梅·皮雷斯按照外交礼仪，在武宗班师回京时，向中国方面递交了他带来的三封信。其中一封是葡王曼努埃尔一世的，一封是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的，还有一封是两广总督的。此前，费尔南的信已被译为中文，但是，葡使皮雷斯并不知道信中的意思在翻译时已有所更改。例如：其中添加了葡国愿意成为中国皇帝的藩属的话，等等。当他在北京打开葡王信件译出时，发现葡王信中意思与前此所译费尔南信中内容大相径庭。译员解释说那样翻译是为了符合中国的习惯。根据葡萄牙史料记载，明朝发现二信内容不同后，大起疑心，当即逮捕了译员，并且开始调查此事。同时禁止葡萄牙使团人员接近皇宫，对他们加强防范和控制[40]。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记述的译员是否即火者亚三，因为缺乏史料而不能断定。然而误解的发生，源自双方语言存在极大障碍外，还由于两国相互根本不了解对方，因此误解不仅在所难免，而且随交往增多而一次次加深，终至不可收拾。当时的葡萄牙史家巴洛斯（Joao de Barros）曾在他的史书中记述了下面一段话：“最终，他们认为我们买了拐骗来的有名望的人家子女烤了吃掉，他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我们对整个东方来说，都是恐惧和可怕的。这不奇怪，因为不论是对他们，还是对其他遥远地方的民族，我们所知道的也同样寥寥无几。”[41]中葡首次交往的失败，与这种双方的隔膜有直接的关系。
    其次，在中葡第一次官方交往失败的过程中，有两个人不能辞其咎。一个是中国人，作为葡萄牙使团通事身份的火者亚三[42]；另一个就是取代费尔南的葡萄牙船队司令西蒙·安特拉德。
    火者亚三通过贿赂武宗佞臣，得以见帝。他倚势骄横不法，使中国官员一致认为是大逆不道，给葡萄牙使臣造成了很坏影响。而西蒙·安特拉德则将其兄离开中国时与中国建立的和平友好交往气氛破坏殆尽，使双方关系急转直下。他于1520年9月到达广东[43]。在托梅·皮雷斯使团前往北京时，他在广东屯门的行为劣迹斑斑。他生性残暴，不仅违反中国法律“筑室立寨”，而且“益掠买良民”[44]。当时的葡萄牙史家卡斯丹涅达（Fernao Lopos de Castanheda）在史书中也说他的所作所为使中国方面很不高兴[45]。特别是当广州官员去屯门向葡人收税时，他们竟然打了中国官员，并撕坏中国官员的帽子，甚至进行扣押[46]。
    内有火者亚三的不法，外有西蒙·安特拉德的劣迹，因此葡萄牙使团在北京期间，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年底，监察御史邱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继之上疏的御史何鳌称“佛郎机最号凶诈”，所举事例即是“留驿者违禁交通，至京者桀骜争长”，便是指此二人而言。他甚至进一步主张：“悉驱在澳番舶，及夷人潜住者，禁私通，严守备，则一方得其所矣。”[47]
    第三，葡萄牙侵占满剌加阴影的存在，是造成葡使来华出使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史籍中，有火者亚三曾“诈称满剌加使臣”的记载[48]，应该说是不确切的。上文已经谈到，皮雷斯等一到达中国，便讲明是葡萄牙使臣，毫无讳言。而他作为“佛郎机”使臣，携带有葡王致中国皇帝信函，受到中国总督等地方官员的接待。明朝地方官员明确其身份，奏报了朝廷。因此，葡使不存在诈称满剌加使臣的问题。但因为葡萄牙占据满剌加，使团受到明朝谴责。自永乐朝起，在明朝建立的朝贡体制中，满剌加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明中叶葡萄牙侵占满剌加，美国学者阿谢德评价其意义说：“中国的贸易之集中于马六甲，意味着葡萄牙人在1511年夺取该城并将其贸易纳入新的好望角路线时，南部海路便突然地不再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主要途径了。”[49]确切地说，葡萄牙切断了中国与满剌加的传统联系，也中断了中国与印度洋的贸易网。明王朝对满剌加虽无意出兵援救，但起码在道义上是主持正义，对侵占行径加以指责的。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年底，监察御史邱道隆首请驱逐葡萄牙使臣，主要就是指责其占据满剌加。疏中言道：“满剌加朝贡诏封之国，而佛郎机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赏，于义决不可听。请却其贡献，明示顺逆，使归还满剌加疆土之后，方许朝贡。脱或执迷不悛，虽外夷不烦兵力，必檄寻诸夷，声罪致讨，庶几大义以明。”当时，经礼部复议，作出了“宜俟满剌加使臣到日，会官译诘佛郎机番使侵夺邻国，扰害地方之故，奏请处置”的决定[50]。
    根据葡文史料，满剌加使臣来华求援非只一次。一说满剌加苏丹穆罕默德（Sultan Mohamed）逃到宾坦岛后，派其叔父那宋·穆达里阿（Nacem Mudaliar）来华求援，没能如愿，失望而返，死于归途，葬在中国[51]。又一说满剌加国王派其子端·穆罕默德（Tuan Mohammed）来华，述说葡萄牙闯入马六甲后的恶行，及满剌加国王逃至宾坦岛的情况，并向明朝正式呈递了一封求援信[52]。
    中国史籍记载：“会满剌加国使者为昔英等亦以贡至，请省谕诸国王，及遣将助兵复其地。”求援之事，明廷下兵部议。“既而兵部议请敕责佛郎机，令归满剌加之地，论暹罗诸夷以救患恤邻之义。”于是，“上皆从之”[53]。
    第四，从葡萄牙使团的失败而言，武宗之死只是个偶然事件。即使武宗不死，明朝官员实际已向驱逐葡萄牙使团迈出了第一步。世宗甫即位，在礼部、兵部所议面前，作出驱逐决断也属必然[54]。
    换言之，如果说葡萄牙使团的失败，也有着偶然的因素，那就是葡萄牙使团无意间因通事而卷入了明朝内部的斗争漩涡。武宗在世荒淫无度，宠信江彬等佞臣。武宗之死，导致明朝内部矛盾激化，当时京城内外气氛格外紧张，传闻豹房以江彬为首的边帅即将发动军事政变，于是皇太后和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商定及早除去江彬，这无疑也促使了更为不利葡萄牙使团的局面迅速出现。如前所述，使团通事火者亚三因江彬得以亲近明武宗，后倚仗江彬势力，在京骄横不法，遭到明朝官员杖责，而后他被处死，也与江彬在武宗死后于宫中服法有所关连。事实上，江彬的垮台加速了葡萄牙使团的失败命运。
    第五，葡萄牙使团于1521年5月遭到驱逐，离开北京，当使团行进在去往广东的路途中时，沿海地区中葡之间的一场冲突，无疑更加重了使团的厄运。
    根据《明实录》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七月的记载，当时有葡萄牙船只到来，言称是“接济使臣衣粮者”，船上载有货物，要求抽分互市。地方奏报朝廷，礼部以“佛郎机非朝贡之国，又侵夺邻封，犷焊违法，挟货通市，假以接济为名。且夷情叵测，屯驻日久，疑有窥伺，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55]。此时，西蒙·安特拉德已离开中国，来华的葡萄牙船长迪奥戈·卡尔沃（Diogo Calvo）等人正遇上中国官吏得旨驱逐，于是葡萄牙人没有服从法令离开，而中国官兵向葡国船只发起攻击，最后葡国船只突围而去。托梅·皮雷斯的使团一行恰在这场冲突过后，在9月到达广州。由于冲突的发生，朝廷已颁旨扣押葡萄牙使团，关入牢狱，直至他们答应归还侵占的满剌加国土为止[56]。
    正如葡萄牙史学家依杜瓦杜·巴拉桑（Eduardo Brazao）所说：“托梅·皮雷斯得到了葡萄牙派往东方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任使节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却花费了过高的代价。”[57]
    五
    葡萄牙王国的第一个使节来华遭致失败，这一貌似偶然的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其导致的严重后果莫过于使中国明王朝海外政策由逐渐开放松动到急速逆转，更促发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第一，葡使来华失败后，中葡关系继续恶化，导致两国间外交联系断绝30年。
    葡使被扣后不久，1522年发生中葡西草湾之役。当时葡王派遣马蒂姆·阿丰索·德·梅洛（Martim Afonso de Mello）率船队前来中国。他于1522年8月4日到达中国沿海[58]。在向屯门行驶中，受到中国官兵的阻挡，由于拒绝从命，于是战事发生[59]。根据《明史》记载：“佛郎机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生擒别都卢、疎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余贼复率三舟接战，应恩阵亡，贼亦败遁。”[60]由此可见战事之激烈。后来梅洛在1523年10月25日从果阿写信给葡王唐·若奥三世（D.Joao Ⅲ），报告他从马六甲到中国的情况，提到这次与中国舰只发生冲突之事[61]。
    从此以后，中葡两国外交联系完全断绝，直至1554年双方才恢复正式贸易[62]，葡萄牙整整被逐达30年之久。
    第二，由于中葡首次正式交往的失败，影响到中国与海外各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给此后中西正常交往带来障碍。
    欧洲的第一个使团来华失败，致使明朝统治者从心理上对“外夷”更增添了不信任感，也更加重了防范心理。特别是中葡发生冲突以后，明王朝海外政策保守的一面日趋浓重，对后来来华的海外国家，一度采取一律拒之门外的过激办法，导致完全禁绝“番舶”的闭关政策出现于嘉靖朝。
    第三，中外正常贸易交往的中断。
    由于驱逐葡使，殃及池鱼。明廷颁旨：“自今海外诸夷及其朝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赉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63]原在正德初年已经开始放宽的对海外各国来华贸易活动的贡期和勘合要求，此时完全收紧。实际上是重申了“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明初规定。明王朝从而恢复了明初将海外贸易全部控制在官营朝贡贸易唯一孔道的作法。这一政策的实施，造成的恶果十分明显：“由是番舶几绝”[64]。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广东巡抚林富上疏奏请弛海禁，提到诛火者亚三后，“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剌加诸番舶尽行阻绝”。他提出：“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也，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废食也。”[65]疏文明确指出嘉靖朝海外政策收缩系与葡使相关。由此可见以往史界大多以嘉靖海禁全出于日本之故，实际并非如此。
    第四，由于朝廷收缩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海外贸易趋向于福建，“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萧然矣”[66]。实际海外贸易为中外双方所需要，因此无法禁绝。与广东的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私人海外贸易在福建、浙江等地蓬勃发展起来。但是此时海外贸易中加入了西方因素，使中国私人海外贸易的成份更为复杂；也确实给明廷带来了不安全因素。
    被逐出中国的葡萄牙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太有价值了，以致于不能放弃。于是避免广东港，贸易船从马六甲直接驶往浙江和福建”[67]。由于海外扩张时期的特性所决定，他们在中国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贸易，更加入了“倭寇”的行列，致使中国的“倭患”愈演愈烈。为了消除“倭患”，嘉靖初年不得不采取过激的严禁与外国人交往的海禁措施，所谓闭关由此而来。中国史料中有倭和中国海盗与佛郎机勾结，从此海上多事的记载[68]，海盗问题由此更盛，朝廷派朱纨严行海禁，而其后他的被劾自尽，也与佛郎机海盗商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