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首先对18世纪人口增长的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诸如耕地、房屋的增长却十分缓慢。洪亮吉以一个有屋十间、有田一顷的家族为例，对二者增长的不同情形作了比较分析，即“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十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则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已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即使“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据此，他得出结论：“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洪亮吉还考察了人口增殖与物价的关系，认为人口越多，物价越高，民众生活越无保障。由于“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49]。为了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了两方面的对策：一为“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减员；一为“君相调剂之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50]。
    当然，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对“盛世”时期人口遽增的社会现实表示忧虑之时，尚未能对此作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阐述，也还未能就解决人口问题提出更为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们所指出的清代人口增殖的严峻状况，所论述的人口增殖与生产发展、生活资料增加二者之间不平衡的关系，却给予时人以及后世以有益的启示，并且在清代以及中国人口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嘉年间诸多有识之士对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思考，终于促成了经济之学的出现和经世派的产生，这就是陆燿及其代表作《切问斋文钞》。陆燿幼年家境贫苦，但他“奋励于学”，经举业入仕后，历任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按察使、湖南巡抚等职。幼时的生活经历和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了解民间疾苦。因而他既反对“闭户而谈天道，高座而说明心”的理学，又反对“揣摩应举，因循卑陋”的词章之学，对“挦撦细碎，抉剔幽隐”的汉学也持批评态度。[51]乾隆四十年（1775），陆燿以“立言贵乎有用”为标准[52]，选择清初至乾隆年间“有关世道人心之作”，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凡十二类，辑成《切问斋文钞》30卷。从而在18世纪下半叶明确树立一门经济之学，为嘉庆以后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派的崛起以及知识界风气的变化，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综观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主张，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反映。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然面临诸多问题，诸如汉学的狭窄，理学的陈腐，社会经济方面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大政的危机，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都使人们深切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内部，正积聚着空前的矛盾，酝酿着深刻的变革。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矛盾和危机，警醒了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促使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救世的良方。经世主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空，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小的书斋，摆脱理学的束缚，直面现实，经世致用，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当然，由于社会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矛盾尚未激化，危机尚未爆发，因此，各种思想主张也未能十分成熟、系统，而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河工，或漕运，或盐政，或铜政，缺乏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看法，缺乏一种整体的、宏观的理论思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而较少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特别是乾嘉时期的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未能重视、倡导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
    注释：
    [1]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100，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册2440页。
    [2][4]同上，2442页。
    [3]同上卷98，下册2391页。
    [5]同上卷99，下册2425页。
    [6]《清史列传》卷2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册1702页。
    [7]同上，1705页。
    [8]《清经世文编》卷99，下册2428页。
    [9]同上卷100，下册2460页。
    [10]《清史稿》卷127，中华书局本，第13册3770页。
    [11]《清经世文编》卷96，下册2352页。
    [12]《清高宗实录》卷1146，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3册16797页。
    [13]《清史稿》卷128，第13册3803页。
    [14][19]《清经世文编》卷47，中册1122页。
    [15][18]同上，1099至1100页。
    [16]同上，1139页。
    [17]《清史列传》卷31，第8册2439页。
    [20]《研经室二集》卷8，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上册578页。
    [21]《清经世文编》卷48，中册1149页。
    [22]同上，1160页。
    [23]同上，1159页。
    [24]《清史列传》卷34，第9册2636页。
    [25]《清史稿》卷123，第13册3603页。
    [26]同上，3609页。
    [27]《清经世文编》卷50，中册1223页。
    [28]同上，1251页。
    [29]同上，1252页。
    [30]《清史稿》卷358，第37册11337页。
    [31]《清史稿》卷123，第13册3614页。
    [32]《清经世文编》卷49，中册1203页。
    [33]同上，1200页。
    [34]同上，1198页。
    [35]同上卷49，中册1199页。
    [36]同上，1195页。
    [37]同上，1201页。
    [38]朱批奏折，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10页。
    [39]上同，168页。
    [40]《清经世文编》卷52，中册1283-1290页。
    [41]《章学诚遗书》卷17，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161页。
    [42]福康安《尚书额驸福手札》，转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160页。
    [43]《清圣祖实录》卷240，第5册3209页。
    [44]同上卷244，第5册3254页。
    [45]《清世宗实录》卷6，第1册113页。
    [46]同上卷64，第2册827页。
    [47]《清高宗实录》卷1441，第29册21389页。
    [48]《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第7册703页。
    [49]《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27页。
    [50]同上，26页。
    [51]《切问斋文钞·例言》。
    [52]《切问斋文钞·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