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这一系列的举措，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二是改善政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使政府机构不但趋于简便，而且能高效运行。关于这方面，治史者已论之甚明。然而，造成吏治败坏的原因很多，吏员冗多、机构臃肿，只是政治腐败的成因之一，所以对吏治的整顿，便不能仅仅停留在减去几个冗余的官吏上，而必须进行全面的治理，因为惩治腐败、肃清政风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事实上也如此，在会昌四年减官省俸的前后，围绕着肃贪廉政、提高政府机关办事效率这一中心，武宗君相对吏治进行了整顿和改革。
    本文即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进行论述。
    一、严刑峻法，加强廉政建设
    本着"治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自开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无罪轻重，咸蠲除之。惟十恶、叛逆、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1]在这里，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不赦之罪"并列看待而将它排除在大赦范围之外，实际就宣告了武宗即将对官吏的贪赃枉法进行整治。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典刑，理当划一，官吏坐赃，不宜有殊，内外文武官犯入已赃绢三十匹，尽处极法。"[2]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3]。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至于《新唐书》所谓"武宗用李德裕诛刘稹等，大刑举矣，而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赃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4]。认为武宗朝严刑峻法，源起于诛讨刘稹，是不对的，这一点岑仲勉先生已有论列，但所言会昌时刑法严峻，有贪污千钱即处死刑，则符合史实。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可称者尚有以下事，一是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逾越既甚，靡费滋多，臣忝职宪司，理当禁止"[5]，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二是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不准与民争利，以改善政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会昌五年赦文云："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6]当然，官吏私营高利贷业，影响了政府的高利贷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断禁的主要原因，但此举至少在客观上有廉洁官僚队伍的作用。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古今中外一切政府都存在的现象，也是一切政府都深感棘手的问题。导致贪污的因素很多，一味地依靠严刑峻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会昌时期除了加强法制进行廉政建设以外，还对百官的俸料薪水进行条流，力图从解决官吏的实际困难入手，促使其廉洁奉公，达到廉政的目的。试简析如下：
    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条流百官俸料，"诸道承乏官等。虽云假摄，当责课程，但霑一半料钱，不获杂给料例，自此手力纸笔，特委中书门下条流，贵在酌中，共为均济"[7]。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道比远官，加给课料，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近旧地，州县之职，人合乐为。祗缘俸课寡薄，官同比远。……自后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观察使以其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臣等商议，伏望今日以后，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8]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如此。……息债之累，自古已然，无有甚于今日者"。如何解决呢？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许借支养廉，较当日加给两月俸料，体恤尤厚"[9]，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