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相权，保证政出一门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封建国家的中枢体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10]，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宰相辅佐的好坏，其权力行使充分与否，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治影响很大，直接关系到朝政的优劣。前此，皇甫湜在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就曾上书直谏，指出时政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卫，其危甚矣"[11]，也就是说，宰相及侍从官的失职与不得实权，乃是朝政日堕的原因，基于此，他建议宪宗应该"日延宰相与论义理"[12]，即经常同宰相商议国事，保证他们能真正拥有辅弼的实权。我们知道，随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安史乱后，唐初那种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政务中枢的体制逐渐解体，终至被翰林、枢密和"中书门下"（政事堂）组成的新中枢所取代[13]，相权随而渐遭削弱。特别是"甘露之变"以后，"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14]，文宗开成时期的宰相更是近乎宦官专权的附属品。因此，会昌时期李德裕加强相权的做法，对于抑制宦官权力扩张，提高朝官的声威，保证政令统一出自宰相府，就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至少客观上有这个效果。
    开成五年九月，李德裕入相不久，即向武宗进言为政之要，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同相权有关。他认为应该政归中书，保证宰相确有辅弼之权，但同时他又建议限制宰相的任期，宰相在位时间不宜过长。他说，"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国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迄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使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开元初，辅相率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15]通过这种既切实保证相权，又加以一定限制的做法，就可以使宰相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参政大权，干好统率百官的工作。加强相权的另一重要举措是，恢复了中书舍人参与台阁常务的权力，"会昌末，宰相李德裕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16]。在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中书舍人的职能及权限，据《新唐书·百官志》，中书舍人系中书省属官，共六员，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17]，负责起草、署行制敕及玺书册命，并有权与给事中、御史联手审理冤滞，称"三司会审"，"百司奏议考课，皆预裁焉"[18]，尤其是"分押尚书六曹，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19]，更是权重莫比，因此对于相权的行使，既是一个强劲的佐助，同时又是一个有效的监督。然而安史乱起后，"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20]便失去了佐助、监督宰相行使职权的作用，会昌时期恢复中书舍人行使权力，目的就在于加强和保证相权，使各项政令从颁布到实施都能落到实处。
    对于会昌年间加强相权的做法，不少人认为纯系李德裕出于专权而为之，进而予以否定，对此种论点尤需辩明。会昌五年十二月，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奏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应兼领。对此，李德裕予以坚决的驳斥，并以韦弘质"受人教导，辄献封章，则是贱人图柄矣"[21]，将其贬逐。持专权论者，多以该条史料为据谴责李德裕，进而对会昌时期加强相权的做法加以否定。按，韦弘质论奏德裕权力过重的理由是，中书兼领三司钱谷。对此，岑仲勉先生曾进行了考辩，他说，"按唐代中叶以还，宰相往往兼判钱谷，不自会昌始，会昌后亦然。盖方镇割据，贡赋不入，中央务聚敛，故特重其任。"[22]而且史已明言，"李德裕在相位日久，朝臣为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铉、杜琮罢相后，中贵人上前言德裕太专，上意不悦，而白敏中之徒，教弘质论之，故有此奏。而德裕结怨之深，由此言也"[23]。可见韦弘质上疏是出于党派偏见而对李德裕进行攻击，虽然他只是牛党的马前卒，但其贬逐也是自取其宜。所云崔、杜罢相事，确系德裕出于独揽大权的需要而为之，但"中贵人上前言德裕太专"，不也表明宦官权势确曾受抑？退而言之，政治上党派分野，统治集团内部各派之互相倾轧。利用权力打击异己，在封建政治中乃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因此对李德裕在会昌时期排斥异己的行为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他不可能超越所处的时代。而就实际效果来看，会昌朝政之所以颇有起色，与相权的加强、政令的划一就有很大关系。对此宋人孙甫曾有评说，"武宗用李德裕，颇得委任之道，故德裕尽其才谋，独当国事，时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24]。这个评价用于整个"会昌之政"不尽恰当，但用诸加强相权的评价则是。范祖禹也认为，"德宗之时，宰相失职，故其政谬乱。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后图所以为治，其能致会昌之攻伐，盖以此欤？"[25]其说甚是。
    三、严格铨选，清理入仕门径
    唐末人刘允章曾上言，陈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责仕途太滥[26]；范祖禹也认为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27]。因此，整顿吏治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出腐败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会昌期间，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来源入手，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为此，李德裕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
    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门径，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28]，其弊端也日趋明显。有鉴于此，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29]，这样做，虽难免依权弄法，徇私舞弊现象的存在，但不拘一格、选拔真才实学确也收到一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30]即此谓也。又如，会昌四年，王起知贡举，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才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一人；五年二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七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盖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近者诸州长史，渐不遵承。虽注县寮，多糜使职。苟从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寝成，供费不少。况去年选格，改更新条，许本郡奏官，便当府充职一人，从事两请，料钱虚占。吏曹正员，不亲本任公事，其进士宜至合选举，许诸道依资奏授，试官充职，如奏授州县官，即不在兼职之限。"[31]按，进士中举以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并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当然，这不是举子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门荫可以依靠，惟以伏案经年才有跻身仕途的机会，他们的不谙民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乃是社会制度造成。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关于这一点尚有更为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惟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倖门。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并不得奏请。其三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一岁不得过七员"[32]。诸道奏授官过多，不仅造成"料钱虚占"，"供费不少"，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倖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情况，也可以增强中央政府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