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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时期吏治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通过提高政府监督机构官员的品秩，加强监察机关对官员的监督职能。这又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加强御史的监察权力。据《旧唐书·职官志》，御史台的主要属官有大夫一员，中丞二人，"大夫、中丞之职，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中丞为之贰。……凡中外百寮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于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则署名而已"[44]。作为国家最高纠察机关，御史台肩负着监察百官的重任，如何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吏治的清浊治乱。为此，会昌年间提高了御史台属官的品位，会昌二年十二月下敕，将御史大夫由从三品提升为正三品，中丞由正五品上，提升为正四品下，敕文云："大夫，秦为正卿，汉为副相。汉末改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峻。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著之于令。……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长。今九寺少卿及诸少监、国子司业、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中丞官重，品秩未崇，可升为正四品下，与丞郎出入迭用，著之于令。"[45]如此一来，必定会提高御史台官员的热情，更尽心于本职工作。其二，提高谏官品级，充分发挥其舆论监督作用。谏议大夫具有"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的权力，在上疏劝谏、补过拾遗、对时政的舆论监督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其设置始于秦、汉，曰谏大夫，后东汉光武帝加一"议"字，称谏议大夫。隋时为门下省属官，共七人，从四品下。唐高祖武德四年敕置四人，正五品上。其后又屡有改置，"历代之品制，位不常定"，到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由于门下、中书侍郎升格为正三品，两省遂缺四品官，此后一直如此。既然谏议大夫承担着"规谏讽谕，侍从赞相"的重任，那么如果品位太低或可有可无，就必然挫伤其积极性。顾念及此，中书省于会昌二年十一月上奏，"其谏议大夫望升为正四品下，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阙。向后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选"[46]。武宗下敕准奏。补阙、拾遗官品虽低，但他们"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47]，亲近龙颜的机会较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皇帝了解民情时政的耳目，充分发挥他们对政事的拾遗补阙作用，无疑将有助于皇帝对朝政保持较为清醒的认识。为此，对他们的连状上书也作出了具体规定，"会昌四年六月中书门下奏，谏官论事，臣等商量，望令各陈所见，不要连状，涉于纠杂，如有大段意见，及朝廷重事，必须连状者，即令同商量进状，不得辄有代署。敕旨依奏。"[48]这样规定了在通常状况下不许连名奏事，有利于帝王兼听则明，对政事能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因为连状往往不能各抒己见、言无不尽。而至于朝廷大事，又必须连状进奏的，则规定一定是共同商议的结果，并且不准代为署名，从而保证奏议更能代表集体的意见、更贴近于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