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之二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详情见诸《新唐书·选举志》。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显明，因为凡参加科选者，必然要经过多年寒窗苦读，不似有门荫特权的子弟，可以不学无术而凭父祖的功勋劳绩，直接获得禄位！他们之中虽不乏杰出英才，但较之纨裤子弟，则实为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会昌二年四月，武宗下敕，其中云："今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今日已后，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级，荣荫子孙，盖宠劳能，著存令式。近者渐寡廉朴，多补名身。不独假荫近房，兼有规求厚利。选曹既阙磨勘，长吏不闻纠绳。此弊公行，吏途太滥，自今后并须准格用荫，人数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台严加宽察。据其选授官列本道本州，须审磨勘，稍疑渝滥，及察知冒卖资荫，便收禁牒报有司。"[33]从中可知，门荫特权，尤其是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会昌时期人口有显著的增长，恐怕与限制官宦的荫庇权，使许多人口重入国家户籍，也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
    吏治败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员兼职太多而无力全面顾及，故常常只对本职州府尽心尽责，对兼领之地则留意甚少，或竟至加以暴政。如，在讨伐泽潞时，王宰身兼忠武节度使、河阳行营攻讨使等数职，李德裕遂上奏，认为"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34]，显然，兼职常会形成蠹政。而御史台在会昌四年二月所上奏书中也说："准会昌三年十一月敕，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倖门，因缘交通，为弊日甚。"[35]从中还可以知道，兼知过多容易造成地方官权限过重，还会"因缘交通"形成地方势力集团，甚至出现尾大不掉对抗中央的情况，当初安禄山所以敢称兵反叛，与他身兼数任、权重员广就很有关系。因此，御史台提出，"向后兼职，不得过两道以上者。各委本道速差替闻奏，仍委台司纠察，如有违反，必议重惩；又兼知三四道者，台司勘检，各牒本道……"[36]，规定兼职不得超过两道，因特殊情况而兼三四道的，必须接受中央机关的监督，如此不仅可以督促地方长官恪勤职守，同时也可以有效抑制地方势力的过分膨胀。
    四、禁止游宴，加强监督职能
    为整肃政风，会昌时期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我们先来看武宗会昌元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书，"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行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钱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37]唐代官吏按规定都有宴会钱，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费活动，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往往游宴无度，如此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助长了奢侈之风，堕败社会风气，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贪杯，耽误办公，严重影响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能！诏书所谓"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史不绝书，兹举一例，"王源中为户部侍郎、翰林承旨学士，性颇嗜酒。尝召对源中，方沉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终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职。"[38]以如此醉生梦死之人掌握政权，国家何以得治？因此，武宗下诏禁止官员游宴，其意旨就在于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府形象的改善。
    关于罢进士曲江集宴，史书载之甚详，"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39]有人认为李德裕是出于"尤恶进士"才罢曲江宴会的，唐末五代的笔记小说更是众口一辞，以为纯系出于一己之好恶而为之，我以为此说不正确。德裕确实说过进士浮华，根艺不实之类的话，但奏罢曲江宴，"尤恶进士"并非主要原因，德裕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机，还是为了防止官僚小集团的形成。若非如此，他完全可以利用独掌朝政之机，控制科举选士，使恩出己门，组成自己的势力集团。科举制的实行，在抑制贵游、奖拔孤寒方面确曾功不可没，但也自有其弊，尤其时至中晚唐，积弊更日渐明显，特别是利用科举比周结羽、"附党背公"的现象，日渐其多，检诸史籍，在在皆是。"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40]；郑从谠，"故相令狐陶、魏扶，皆父贡举门生，为之延誉"[41]；王起，"李训用事，训即起贡举门生也，欲援起为相"[42]。而穆宗于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所下诏书中说，"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43]，可见利用科举选士以结党营私已成为大弊，根除此弊虽非禁其集会所能为之，但采取一定的抑制措施，毕竟比一无所为要高明许多，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加以指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