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处皖南，下辖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这个地区的风俗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17），男人年满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糊口四方（18）。业商人数极为可观。汪道昆《太函集》："新都业贾者什七八"（19）；王世贞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20）民国《歙县志》载：徽州地区，"商贾居十之七"（21）。他们对明清徽州经商人口的估计基本相同，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
    我们再看看其它地方。山东济宁州，"多贾贩，民竟刀锥，趋末者众"；临清州，"服贾之民，恒居十之六七"（22）。和山西、安徽徽州地区经商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相上下。苏南的吴江县，"贸易工作为生与夫游手之徒，且十室而九"（23）。福建福清，"什三治儒，什七治贾"（24）。浙江绍兴、金华郡自明代始，"儇巧敏捷者入为胥办"，"次者兴贩为商贾"（25）。从商是仅次于为胥吏的选择，可以推测经商的人数不会少。在明清历史记载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我们不可能将其全部罗列，但涉及的地区已不可谓不广，它已足以说明，明清商人队伍的庞大。而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形成了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基础。
    二、士大夫对商人及所从事职业的认同
    士大夫在国家政权中，及其原籍所在地，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在国家政权中，他们身居要职，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在原籍所在地，为地方乡绅，称霸一方。因此，商人会馆要立足于社会，并长久地存在下去，必须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许可、支持。而对会馆建立的许可和支持，是以对商人及所从事职业的认同为先决条件的。
    春秋时期，小国林立。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在战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大都实行宽农惠商的政策。严厉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始于商鞅，他奖励耕战，凡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因从事末业而致贫困的，则罚为官奴。此后，农本商末的观念为历代统治者接多，奉为国策，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商人备受歧视、污辱，商业被视为贱业。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的血雨腥风而依然不变。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贱商的传统发生了变化，士大夫对商人及所从事的商业，由卑视、敌对转取认同的态度。
    王守仁以托古的姿态，对商贾的社会价值予以承认。"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26）人们选择职业应报据各自的天资、能力，以求尽心，实现自己的潜能。工商与士农一样皆有益于社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李贽对商人的境遇表示深切同情。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27）商人的财富是经过千辛万苦得到的，他们没有什么可鄙之处。他极力为成功的商人辩护，认为商人发财致富完全是天意。"天与之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畀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如陶朱、猗顿辈，程郑、卓王孙辈，亦天与之以富厚之资也，非人也。若非天之所与，则一邑之内，谁是不欲求富贵者，而独此一两人也耶。"（28）这和表现资本主义精神的加尔文教只有在现实中发财致富，事业成功者才是上帝选民的教旨，意蕴相同。
    黄宗羲彻底否定工商为末的观点，认为工商与农业一样皆是本业。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9）
    唐甄顺治时，曾为山西长子县令。后政治失意，生活潦倒，卖田经商。他说："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求之，必为小人之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30）做生意是得财之正道，并不有损人格。
    王源是颜李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反对传统的轻商观点，认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31）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因而，他主张，从事商业的人不应为士大夫所不齿，应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之跻身缙绅行。"夫商贾之不齿于士大夫，所从来远矣。使其可附于缙绅也。"（32）
    沈圭（1798～1840）认为，宋元明以后，"无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33）商贾中群英荟萃，"睦姻任恤"的社会责任"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34）。这无异是对商人道德人格的礼赞。
    总之，在明清士大夫群中，商人及商业的社会价值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明清商人会馆获得了存在的社会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