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西南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不仅以它古老的历史和精美的建筑艺术闻名于世，而且以它揭开了中国人民神圣的八年抗战的帷幕永垂青史。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会促成历史的转折，影响历史的进程。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非但不会消失对它的追忆，反因更加掂出它的份量而加强研究。六十年前爆发的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①a]，就是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以卢沟桥事变为界碑，中日关系、国共两党、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转折。
    一、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
    卢沟桥事变是近代日本推行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历史转折。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中国已有侵略野心。1855年，日本在被美、俄逼签所谓友好条约之后，有维新先驱之称的吉田松荫就主张一面以“信义”结好西人，一面“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②a]。1868年，日本开始了一场不彻底的资本主义改革，即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既是日本摆脱西方列强侵略、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起点，也是其全面踏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开始。维新起步之日，明治天皇即公开宣扬：“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即富士山--引者）之安。”[③a]在侵略野心的驱使下，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很自然地把富国强兵的总目标转换成了强兵富国--“强兵为富国之本”（山县有朋语），沿着军国主义的道路，构筑了分五步走--攫取台湾、吞并朝鲜、夺取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
    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先后挑起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夺取了台湾，吞并了朝鲜，完成了大陆政策的前两步，并为侵占中国东北奠定了基础。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随即成立由它控制的伪满洲国，基本完成了大陆政策的第三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④a]夺得东北以后，华北是日本对华作战的第一线，其显要的战略地位直接关系着日本大陆政策第四步的实施和完成。因而，挑起事端、全面侵华已是弦上之箭，势在必发。从历史的角度看，卢沟桥事变正是近代日本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步骤。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侵华到全面侵华的转折。事变爆发后三天，即7月11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向华北大规模增兵。8月13日，华北战火正在熊熊燃烧，日军又在上海燃起烽烟，企图两路夹击，完成对华作战，迅速征服中国。到1937年末，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上共出动陆军六个军共二十个师团，空军大部主力，海军第二、三舰队。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了强化国内统治，集中人力物力以支持战争，日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国家生活全面转向战时轨道。1937年8月，日本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国民实行半强制性管制。次年5月，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言论、出版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总动员法》开始生效。
    “多行不义必自毙。”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踏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但等待它的已不是昔日的辉煌。中华民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使它在中国战场陷入长期作战的深渊难以自拔，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然而日本侵略者利令智昏，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侵略扩张的轨道上越走越远。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太平洋全面点火。玩火自焚，结果不到四年，这场由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局部点燃、卢沟桥蔓延扩大、珍珠港全面拉开的战火，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烧得灰飞烟灭。以全面侵华开始，以全面失败告终--历史以正义的胜利，在卢沟桥竖起了一座警告侵略者的信号台。
    二、从不抵抗到抗战建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兵不血刃，占领了沈阳城。随后，日军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占领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整个东三省。中国丧失了11.5%的领土，8%的人口，70%以上的铁矿、大豆和灰丝，30%以上的牲畜、煤矿和森林，半数以上的石油和40%左右的铁道，还丧失了全国唯一的出超区域。“九·一八”是中国人创巨痛深的国耻纪念日，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则是招致国耻的重要原因。
    不抵抗政策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对中日纠纷与战事的外交处理上，主要表现为依赖国联的“仲裁”。事变发生前，蒋介石相信“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们领土”[①b]，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挑畔“极力忍让”，“力避冲突”，以致事变一旦爆发，沈阳迅即失陷。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一再申明“中国一切听命于国联”[②b]。结果在等待国联裁决的过程中，日军大举进攻，中国步步退缩，丢掉了整个东三省。国民政府企盼国联主持正义，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兵，但最终等到的只是李顿调查团提议中国政府以“特殊制度治理东三省”[③b]的报告书。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不满意，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国联。这对向“强盗”呼吁公道、惟国联之命是从的国民政府，不啻当头棒喝。在强咽下了东三省沦陷这一巨大苦果之后，国民政府把对日方针从不抵抗转向有限妥协。
    贪得无厌是一切侵略者的共同特征。1933年春，日军越过长城，侵入东北。5月底，中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为了达到全面控制华北的目的，日军在华北滋事挑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让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局势越来越紧张。国民政府一方面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寻求政治、经济援助，增强国防实力，另一方面调整中日关系，对日外交从过去的不抵抗逐步趋向强硬。1934年4月，日本发表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不仅训令驻日公使蒋作宾进行严正交涉，而且先后两次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国之主权与其独立之国格，断不容任何国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损害”[④b]。这一声明开对日强硬外交之先声。1935年9月7日，在对日两次作出重大让步（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仍无法缓解中日矛盾的情况下，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奉命向日本广田外相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取消日本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双方不互相诽谤，不破坏对方的统一，不扰乱对方的治安；通过正式的外交机关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10月，蒋作宾代表中国政府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重申中国提出的三原则，同时表示：“欲达成中日亲善之目的，满洲回复到‘九·一八’以前状态，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以及其他中日军人间一切协议之废止，实为使两国关系好转、趋向融和之先端。”[①c]蒋作宾奉命提出的三原则，标志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重要转变。此后，中国政府以此三原则与日本广田三原则相对抗，强调这是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的先决条件。1935年10月，双方就改善中日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会谈中，中日双方都强调自己的三原则是接受对方三原则的先决条件，互不相让。在日方不对中国让步的情况下，11月，蒋介石命令宋哲元停止与日本人进行关于华北自治问题的谈判。11月20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时明确表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②c]。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进一步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再说明白一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③c]。同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并发表声明：“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④c]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这一系列转变，毛泽东当时就曾肯定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实为近可喜之现象”[⑤c]。
    在对日交涉趋于强硬的同时，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抗战准备工作，包括成立国防最高机构--国防会议（1936年7月）和国防委员会（1937年3月）；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定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整建陆海空军；修筑国防工事；实行征兵制，推行国民军训。国民政府还确立了配合国防建设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1935年4月，成立了从事国家资源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的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当年，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并从1936年开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建设起21家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建设主要从国防考虑，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青海、云南等省。同一时期，国民政府对交通建设也十分重视，截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已建成铁路13000公里，公路109500公里。国民政府在战前的这些准备工作，为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趋强硬的对日态度，是国民政府从不抵抗政策到奋起抗战的过渡。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把国民政府从有限妥协推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确立了“不挑战，必抗战”的对日态度，并立即派军队北上，增援华北。7月10日，蒋介石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密电，要求全国各地方各部队“确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⑥c]。这件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不是偶然突发的，是日本“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的结果，卢沟桥事变发展的结果直接关系着“中国存亡的问题”。“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国政府对事变的解决有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国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廿九军现在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中国政府解决事变的最低立场。卢沟桥事变若不能和平解决，“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①d]。蒋介石在庐山的这一谈话，是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标志着国民政府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8月14日，也就是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庄重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之后，国民政府的军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复兴，在正面战场上和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主张抗战与建国同时并行。纲领除前言外共分七项三十二条，规定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抗战建国纲领》的发表，意味着国民党抗战建国目标的完全确立。
    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激于民族大义，抛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战建国的道路，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三、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中国一句古老的格言，但在本世纪30年代，国共两党花了整整六年时间，走过异常曲折的道路，才达成共识，从生死对立走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国难。
    30年代初，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内有宁粤之间的对立和红色政权的革命烈火。基本对策如何定？蒋介石的回答是攘外必先安内。为了应付国内要求对日抗战的舆论，全力以赴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在1931年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公开宣布：“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②d]。“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面企盼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一面重提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11月30日，蒋介石在演讲中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不统一而能胜于外者。”[③d]作为强调，“九·一八事变”前的攘外应先安内，换成了攘外必先安内。此后，蒋介石的众多讲话，反复强调统一第一、御侮第二；剿共第一、抗日第二。
    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这条基本国策便遭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王造时反其意而用之，主张“安内必先攘外”。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方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国共两党互相争斗，无论谁胜谁败，都是日本这个渔人得利[④d]。在寇患日亟、民族危亡的关头，以王造时为代表的这一深明大义的高见，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应该走而且必须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然而蒋介石置若罔闻，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泥潭中愈陷愈深。剪不断，理还乱。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非但没有理顺纷乱如麻的内忧外患，反而使国事乱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中，蒋介石开始犹犹豫豫地与中共接触。1935年11月初，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约见曾是觉悟社成员、同周恩来相识的谌小岑，要他“打通共产党的关系”[①e]。随后，张子华以国共双重使者身份，董健吾受宋子文、宋庆龄之托，结伴同赴陕北苏区。12月9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时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很高兴”。同月，蒋介石令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同在那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接触，商谈国共合作问题。1936年1月，蒋介石又对鲍格莫洛夫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请苏联政府利用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心目中的声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存在的政府”。1月22日，蒋介石进一步向鲍表示，他自己可以在“红军服从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留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的基础上，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②e]。国共合作、国内和平的橄榄枝终于伸出去了。虽然这在蒋介石还是动摇不定的，甚至带有招降纳叛的意味，但毕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