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玺印中有丰富的职官、地理、姓氏等方面的材料，可以补史书之阙，纠史书之谬，或给史书记载不明之处一个清晰的解释，对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因而长期以来一直为广大学者所重视，出现了许多著录、考释汉印的论著，成绩相当可观。但由于史料上的模糊、欠缺，有关汉代负责刻制官印之官、官印的管理和使用等问题都还没有弄清楚，而这些问题都是汉印研究的重要课题，不能避而不谈。近世以来地下简牍文书大量出土，为解决其中的某些问题带来了希望，而文献中的模糊文字通过考辨工作也可以搞清楚。本文即试图利用文献记载，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对这三个问题作些粗浅的、不成熟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正。
    一、刻印之官
    官印的制作当有专职人员。汉代与刻印有关的官吏是印曹侍御史、兰台令史，另有印工，是负责刻印的工匠。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云："二汉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二曰印曹，掌刻印。"从这条材料可知，汉代的侍御史中设有印曹，是专掌刻制官印的职官。这一事实在《汉书》中也有所透露，《王莽传上》元始四年（4年），王莽上书说："臣请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与大司马之印。"王莽奏请把自己的太傅与大司马之印更换为宰衡太傅大司马印，而新的官印要由御史刻制，他说的御史即侍御史。侍御史负责刻制官印，这正与《通典》所说相符合。
    印曹侍御史掌刻印，当然不会是由侍御史亲执刀凿刻制，具体说来，官印先由兰台令史书署好印文文字，然后由印工依书写好的印文凿刻。对此，还需要作些材料上的辨析工作。首先，关于兰台令史，史书中有这样三条材料：
    1.《后汉书·班固传》注引《汉官仪》："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
    2.《后汉书·班超传》注引《续汉志》："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
    3.《续汉书·百官志三》："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
    以上三条材料都叙述了汉代兰台令史的职掌，需要说明的是第三条即今本《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是有错误的，而章怀注所引的《续汉志》（即章怀所见到的《续汉书·百官志》及《汉官仪》的记载是正确的。首先，说兰台令史秩六百石与汉制不能吻合。《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由兰台令史而尚书令史而尚书郎，显然是一个秩级逐步提升的过程，汉代尚书郎秩四百石，尚书令史秩二百石，比二者职别皆低的兰台令史怎么会是高达六百石之官？又《续汉书·百官志》叙述东汉诸职官，例皆先具官名，次注其员额，再次为其秩别，等等，无一例外，唯独此"兰台令史"一条缺其员额。此绝非司马彪当初之疏漏，因为章怀为《后汉书》作注时见到的《续汉志》就有这项内容，章怀注引《续汉志》"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不仅在体例上与今《续汉志》记述其它职官的体例完全相同，而且在制度上也与由兰台令史经尚书令史升至尚书郎的过程相符，知今本《续汉志》脱去了"人"、"秩"二字，使"六人，秩百石"变成了"六百石"。这一事实，由《班固传》注引《汉官仪》"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其次，说兰台令史"掌奏及印工、文书"也有问题。印工是篆刻官印的工匠，是人，而文书是物，"奏"字若作名词讲，则不仅与"文书"含义重复，而且将奏、印工、文书三者错杂并举，不加分类部居，于史书体例不相类；若把"奏"字作动词解，则语义模糊，不明所奏为何，且汉代臣民上书也并不是要兰台令史奏入的。总之，今本《续汉志》此条记载在文字上很难通释。而章怀注所引《续汉志》则没有这个问题，"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这句话的语义甚为明晰，其中云"掌书劾奏"，也与《班固传》注引《汉官仪》的记载完全相合，知章怀所见《续汉志》固非今人之所见。今本《续汉志》此条既脱去"书"、"劾"二字，复以缺笔讹"主"字为"工"，使"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误作"掌奏及印工、文书"。有鉴于此，讨论兰台令史的职掌只能以章怀注所引《续汉志》为依据，不宜引用今本《续汉志》的记载。根据章怀注引《续汉志》，兰台令史的职事有三：一曰书劾奏，二曰书印，三曰主文书。主文书即负责文书档案的立卷归档与保存管理工作，兰台是汉宫中的档案库之一，所以主文书成为兰台令史的职责。书劾奏即缮写劾奏。御史中丞属下有侍御史，"掌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二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郊庙祠祀、朝会、封拜仪式上，侍御史当场对举止有违失者劾奏，可能只是以口头陈劾，来不及以书面形式上奏，其它的劾奏恐怕要以文书形式奏上。侍御史欲劾奏，先起草奏文，交由兰台令史缮写，经复查核对，无文字脱衍讹误，即封印奏上，所谓"书劾奏"应指此。兰台令史之于侍御史，正如尚书令史之于尚书郎。其实，兰台令史在西汉本来就随从御史命名曰御史令史，反映出它和侍御史之间的关系。《汉书·艺文志》提到"御史令史"，注引韦昭曰："若今兰台令史"，知兰台令史旧名为御史令史。兰台令史之另一职掌是"书印"。所谓书印，是指在刻铸官印前由兰台令史将所要制作的官印的印文署书好，以便印工照其所书印文摹刻。兰台令史的三项职事，两项与写字有关，这不是偶然，本来，选任兰台令史时主要就是课试其识字与写字能力。前引《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篇》，补兰台令史。"《艺文志》也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御史令史即兰台令史以能善为六体书而得选，其职事自然与写字有密切关系。
    印曹侍御史主管刻印，而由兰台令史书署印文，印工执刀凿刻，以职事关系，国家有镌刻之事，往往要调遣侍御史、兰台令史、印工负其责。例如，建武三十二年（56年）筹划举行封禅大典，按封禅礼，需用"玉牒书"藏坛上方石之内，玉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又有玉检。《续汉书·祭祀志上》记此事说："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印工专操凿刻之事，故在找人刻封禅玉牒时，首先考虑到印工。但汉代自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后，唯皇帝与皇后玺用玉，皇帝玺代代相传，不予销毁，也不用新刻，皇后玉玺大概也是如此。印工虽以凿刻官印为职业，但所刻全是金银铜官印，从无刻玉的经验与技术，故不能刻封禅玉牒。这里书玉牒文者，可能仍是兰台令史，此由其后兰台令史复以职事故，与侍御史将工（此工是石工）先上泰山刻石可以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