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曾带来工商经济的几度繁荣和昌盛，较早的出现了如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临淄、陶、睢阳、邯郸、洛阳、成都等一批相当繁华的商业城市，并呈现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富商大贾周流天下"[1]那种商人资本异常活跃、获得较大发展的情景。但是，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发展的主流却是长期作为封建自然经济的附庸而存在。客观地评价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商业资本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对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探讨封建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以及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本文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2]的分析方法，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将着重对宋代商品经营资本发展的历史动因、基本构成、运作方式、社会作用及其时代局限性等问题，作进一步的论析。货币经营资本的考察则俟另文。
    一
    宋代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比之前代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若干新特征，商品货币经济和商业资本发展亦有诸方面表现，学界多有论述。但是，宋代商业资本尤其是商品经营资本发展的直接动因和历史条件是什么，则鲜有论说，或述之未详。笔者认为，宋代商品经营资本之所以获得长足发展，其经济基础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商业性农业经济比例的扩大和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自唐末五代以后，在消除了封建割据、初步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宋代农业经济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水利事业的兴修、生产工具的进步与改良、优良品种的引进和推广、粪肥的使用以及精耕细作式经营方式的采用等，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形成了诸如两浙地区等能够提供较多商品粮那样的生产基地，从而使商业性农业经营比例扩大。对此，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一书中有翔实的论述，此不赘举。
    由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形成了诸如桑蚕、棉花、茶果、花卉、蔬菜、药物以及林木等经济作物种植区，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因此，"日益专业化的种种农业区域（和农业系统），不仅引起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3]。关于农副产品的商品化趋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市场交换扩大，在当时各地区各行业中都有若干突出的表现。如平江府太湖洞庭山地区，"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4]。杭州富阳地区桑蚕业发达，但地狭人稠，农户自己所种粮食，"仅支半岁，半岁所食，悉仰客贩"[5]。歙州农户则多"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6]。铜陵"丁家洲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7]。他如川陕、两淮、江浙、福建等地的茶农，亦主要是"采茶货卖，以充衣食"[8]。
    此外是家庭畜牧产品商品化比例的增加。如耕牛已成为当时从南方贩运至北方的一项重要商品。广西路是产牛最多的地区，北方乏牛地区即"多自湘广商人驱至民间贵市之以给用"[9]。甚至在养猪业中，也已出现养猪专业户。洪迈在《夷坚志》中就曾记载：江陵有一农户世以养猪为业，其喂养的"商品猪"皆由一个居住在五十里外的村侩全部包销，"贩往外地出售"[10]。
    第二，民营手工业比例的扩大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宋代手工业行业同前代一样，仍分官、民两大类。官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因主要是供应皇室、官府和军队等的需要，所以很少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而在私营手工业中，除了与农业相结合的农副业生产以外，当时已大量出现与农业生产相脱离的城乡个体手工业经营者和手工业作坊，有的还进行规模经营，被时人称之为"富工"。其产品自是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在市场上出售，故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亦比前代有较显著提高。如纺织业中就形成了一批独立的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纺织业作坊，这在宋代文献中，有"机户"、"织户"、"锦户"、"绫户"、"绸户"和"机织户"等称谓。梓州即有"机织户数千家"[11]。婺州城"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12]。
    其他手工行业，如苏州"织席最良，给用四方"[13]，有大批织席户。成都府城南居民多以造纸为业，为纸坊户。遂州遂宁制糖业为宋代之冠，则多"糖霜户"。诸如此类，反映着手工业产品市场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