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蒋介石无疑是恶魔的化身。在血腥的“四·一二政变”和残酷的军事围剿中，蒋介石欠下了太多太多的血债，以致共产党人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根本没有考虑过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合作的任何可能。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口号：“反蒋抗日”，即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同时并举。反蒋抗日口号的提出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而言，是可以理解。然而当日寇铁蹄蹂躏东北大地，中日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国内阶级关系迅速变动之时，扭转反蒋抗日的思维定势，突破“左”倾路线的政治影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
    这种转变很艰难，也很缓慢。“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正忙于指挥第三、第四次反共军事围剿，共产党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指引下，实行着打倒一切的政策--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欺骗民众、出卖民众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打倒第三党。大门紧闭，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自然无从谈起。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武装侵略华北、困难日深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联合发表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对方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三个条件下，与中国的任何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相对于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政策，宣言无疑是个突破。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中共。7月底8月初，由王明、吴玉章等人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获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批准，并于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时报》公开发表[③e]。宣言指出：“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华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还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日本要求解散河北国民党党部和北方蓝衣社组织，“表示坚决的抗议”，郑重地表示“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着重点系原文--引者）。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决无置喙的余地”[①f]。8月25日，王明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召开的会议上作报告时，改变了以往反蒋抗日的一贯设想，首次提出了建立联蒋的、以蒋介石军队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批评了那种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向全党发出了“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并把它规定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②f]。次年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外交委员长的身份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③f]。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可以考虑联蒋抗日。至此，反蒋抗日的口号被全面突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被全党确认并付诸实施。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转折。
    有了合作抗日这一共同意愿之后，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国共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和磋商，但终因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无法达成协议。1936年11月，国共之间战事又起。12月，张学良、杨虎城本着救国之心，冒死在西安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的发动及其和平解决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典范。它成为转换中国时局的枢纽。从此，内战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正式磋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宜。谈判从1937年2月11日开始，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历时近五个月，会谈三次，在政权、军队、根据地等根本问题上未能完全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产生了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动力，冲开了从1935年底开始酝酿、西安事变奠立基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之门。事变发生的当天，即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④f]。7月9日，彭德怀等率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要求“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⑤f]。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即“共赴困难宣言”）。7月17日，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开始。8月18日，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同意中共方案。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共产党为国效力，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历尽坎坷，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
    卢沟桥事变是国共两党从生死对立到共赴国难的转折。事变发生后仅两个月又十五天，以团结御侮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形成。此后，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国共双方的军队分别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为主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共赴国难期间，国共双方虽也发生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和磨擦，甚至出现过由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但两党间的团结合作始终是大局，是主流。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的完全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四、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总动员
    中华民族酷爱和平，不畏强暴。中国不侵犯别国一寸领土，同时也誓死捍卫自己每一寸土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1年10月，马占山首先冲破不抵抗主义的束缚，在嫩江桥举起抗日大旗。随后，不愿做奴隶的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土炮、洋枪、大刀、长矛，高举义旗，组织起民众自卫军、反日游击队、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等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他们出没于青纱帐里，驰骋于深山老林，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寇，反抗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白山黑水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先声。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沟桥的炮声成了中华民族总动员的号角。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宗教、职业、性别、年龄，纷纷自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在白山黑水间首先点燃的抗日烽烟，立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整个中华大地到处都是抗日的怒火，形成了中华民族史上空前的团结御侮、抵抗侵略的壮观局面。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山西、广西、四川、宁夏、云南、青海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仍占据着地盘，并拥有数量不少的军队，中国实际上还处于半分裂的状态。卢沟桥的炮声促成了国民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事变发生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发表通电，拥护中央，拥护抗日。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各省军政长官均出席会议。会后，除原先已在前线作战的地方部队外，川军、滇军、晋军、桂军等均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各地方实力派拥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听候差遣。在装备、待遇远逊于中央军的条件下，各地方部队奋力报国，英勇杀敌，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王铭章式的英雄人物，留下了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拥有自己武装的两个党，是抗日的主力。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要求“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①g]同日，蒋介石发表了他一生中不朽的一次演讲：“……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②g]在卢沟桥炮声的催促下，国共两党再次携起手来。八年抗战中，两个党派，两支军队，征战沙场，喋血报国，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带动和影响了中国其他各党各派。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原先活跃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中间党派，如第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救国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迅速参加到抗日的阵营中来。1937年7月10日，第三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八项主张。10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为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自动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8年4月，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后致书蒋介石，表示“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③g]除拥护政府对日作战外，各中间党派还在创办报刊，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支持抗战；发动募捐，慰问将士，救济灾民；贡献良策，争取宪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更有许多党派成员，直接参加正面或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英勇捐躯。中间党派在抗战中还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调停国共。他们在抗战的两大党派之间调和纠纷，消弥矛盾，促成谅解，为全国团结抗战、一致对外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民众是支持抗战的栋梁、保证胜利的源泉。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h]蒋介石也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②h]震憾大地的炮声，激励着全国同胞奋起抵抗。抗战初期，为了保存经济实力，支持长期作战，工人阶级以自己的生命和汗水，帮助政府、资本家一次次将工厂内迁，“冷冰冰的机器上，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③h]从上海到武汉，由武汉进四川，内迁工厂溯江而上的悲壮历程，留下了“水上万里长征”的英雄史诗。[④h]整个八年抗战中，大后方的工人阶级冒着空袭坚持生产，支援前线，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广大农民对抗战的贡献感人肺腑。血战沙场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民。源源不断兵源的补充，主要也来自农民。是他们，把自己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一个个送上前线，兄去弟又离，子亡父不归；还是他们，把自己胼手胝足收获的粮食一袋袋供应前线。农民以努力生产、协同作战支持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支撑着大后方的巩固。战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抗战爆发后，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在那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息，里面犹在滴”的教室中坚持学习，保存和发展着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当祖国召唤、形势需要的时候，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投笔从戎，奔赴战场。1944年，豫湘桂战役吃紧时，国民政府紧急征召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结果报名参军的竟达十二万人。抗战期间，由于大敌当前，中国的资本家和地主也响应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分别以增加生产和同意减租减息，献上了自己一份报国之心。
    少数民族同胞更与汉族同胞风雨同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除早已在东北战斗的满族、朝鲜族等之外，回族、傣族、壮族、高山族、水族、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战场。据统计，八年抗战中直接参加对日武装作战的少数民族近四十个。广大少数民族把祖国的命运和本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与汉族人民互相支援，团结战斗，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马本斋、杨靖远、高凤英、陈翰章、李红光、徐光海等众多为抗战事业献身的少数民族英雄，永远是中华民族骄傲的儿女。
    广大华侨虽身处异国他乡，但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起来，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富商巨贾，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血汗”。捐款是华侨表达自己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初，广大华侨捐款总数达二十六亿美元，平均每月约六千万，是支撑抗战的重要财源。除捐献款物外，广大华侨还喊出了有力出力的口号，许多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热血青年终止学业，不远万里回到祖国，直接参加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回国从军的人数在万人以上。李林、沈尔七等许多优秀华侨青年，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折不挠、同仇敌忾，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的抵御外侮、捍卫独立的新的长城，是抗战必胜的保证。
    五、从百年屈辱到走向新生
    多难兴邦。卢沟桥事变是中华民族由危亡到振兴、由黑暗到光明的转折点。中华民族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八年抗战中，以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雪洗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百年屈辱，取得了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由百年屈辱到走向新生的伟大转折。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华民族曾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及其对人类历史的突出贡献，雄跨于世界强国之列，倍受东西方各国的尊重。1840年至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败北。从此，昔日强盛的东方帝国日趋衰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西方和东方的列强单独地、联合地一次次侵略中国，一次次凌辱我们的祖国。签条约，开口岸，割地赔款，……除了这些屈辱，中国似乎已别无选择。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中华民族似乎已山穷水尽。失败越来越大，屈辱越来越深，中华民族在哭泣，历史仿佛也停滞了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