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是判断社会性质的重要标尺。若问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直接生产者是什么人？合乎事理的答案只能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那么，楚国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是如何确定的呢？也就是说，以什么依据判断楚国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这正是下文所要认真加以探讨的问题。
    一、农奴身分的确定
    尽管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农奴”的界定还不尽一致，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综观史学界诸家之共识，农奴至少具有以下特征是大致可以肯定的[1]：
    1.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通常是被灭国的臣民，或曰异族人，这些异族人中的绝大多数亡国后便成为战胜国的直接生产者。而由于他们只能居于野而不能居于国，故又称为野人。
    2.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附着于土地之上，耕种王田和贵族食邑，向王室或贵族交纳赋税，并服兵役和劳役。
    3.农奴有家室妇子之私，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生活。
    因此，我们只要考察并验证楚国的直接生产者是否具有以上特征，便可确定其身分是否农奴。
    先看第一特征。
    楚人灭国之多，拓土之广，远甚于诸夏。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的“土不过同”，到武王时的“地千里”和平王时的“土数圻”[2]，疆土扩展的速度异乎寻常。楚国常以所灭之国为县，而以楚公子王孙为县公。楚人所灭之国的公室，大抵被迁至楚国的后方，如“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3]；其余的贵族，也大抵失去了往日的势位；至于庶人，则一般不离其故土，变成了力耕的野人[4]。由此可见，楚国直接生产者与农奴的第一个特征相符。
    再看第二个特征。
    楚国的野人，前途不外两种，即大部分成为县邑公田的直接生产者，小部分则连同田室一起被赐给有功的贵族作为食邑耕作者。无论哪一种前途的野人，都不能离开他们赖以依附的土地。正因为他们依附于土地之上，所以他们必须向国家或贵族纳税交赋，并服兵役和劳役。《国语·楚语》记斗且说：“公货足以宾献，家货足以共用”，“公货”指楚王在公田上所征的赋税，“家货”是贵族在食邑和私田上所征的税。《左传·成公七年》记申公巫臣说：“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申、吕都是楚人在灭申、吕后所置的县，其县民当以野人为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司马掩“书土田”，“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根据土地的级差和面积确定征赋的标准，这赋终归是由力耕土田的农夫--野人承担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这个千乘之“赋”，只能由野人担当。以上主要讲的是力耕县邑土田的野人承担赋税的情况。当然，掩“量入修赋”不仅仅指王田，很可能也包括贵族食邑和其他私有土地。
    楚国贵族的食邑，其地望可考知的，都在楚人所灭之国中。楚人原住的睢山、荆山之间，则未闻有任何采邑存在。
    楚国贵族的食邑计量单位不一，《楚史梼杌》称楚庄王：“赐虞丘子采地三百（户），”《史记·滑稽列传》记孙叔敖之子受封“寝丘四百户”，这是以“户”为计量单位；《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曾表示要把“书社地七百里”封赐给孔子，这里是以“里社”为计量单位。不过，以“户”为单位也好，以“里社”为单位也好，归根结底是要同土地的面积挂钩，原因是人户是随着土地封赠的。
    约从春秋晚期开始，楚国贵族的食邑更多的是以土地面积单位“畛”或“顷”来计算。《战国策·楚策》：“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同书又说：“此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封之执圭，田六百畛。”《楚辞·大招》：“田邑千畛，人阜昌只”，也是讲屈原宜居高位，受厚封。所谓“畛”，王逸注云：“田上道也。”此释甚当。《诗·周颂·载芟》：“徂隰徂畛”即可为证。一畛指一片田。《淮南子·道应训》：“子发攻蔡，逾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顷而封之执圭。”这是以顷来计算的。
    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身为野人的农夫都被结合在里社之中，他们一旦沦落到被楚王任意封赐给贵族的境地，就对楚王有了确凿无疑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力耕的土地，已确凿无疑地成为王土了，所有权属于楚王，占有权属于贵族和里社，留给他们自己的仅剩使用权了[5]。但是，他们却是赋税的直接承担者。
    楚国的野人，既是直接的生产者，又是主要的战斗力。文献记载表明，楚国的县民有应征从军的义务，他们一般编入楚国的左军或右军，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独自成军。《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秦、晋伐都。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这是说楚属县之师独成一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中，“陈、蔡、奔，楚右师溃”，说明陈、蔡两县之师被编为右军。同书还记载申、息两县之师为左军。随着楚国县制的推广，属县之师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公元前506年的吴、楚柏举之战，由于楚国未能及早征集北疆的属县之师阻击吴军，致使吴军长驱直入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