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其他依附农民的身分
    楚国农奴以外的其他依附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和雇农。
    自耕农的出现导源于小私有土地的产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资料表明，楚国小私有土地有多方面来源，说明这种土地占有形式正方兴未艾，而这种土地的主人--自耕农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占有小块土地，自耕而食，世代相传，史籍中称之为“野人”、“鄙人”、“家人”[19]。《史记·楚世家》记：“楚灵王独彷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这“野人”，或许是在“山中”自耕的农夫。《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楚善射者陈音自称：“臣，楚之鄙人。”据《资治通鉴》所记，楚考烈王十四年（公元前249年），“楚灭鲁，迁鲁顷公于卞，为家人。”这种躬耕食力的自耕农，文献多有所载。如《庄子·天地篇》所记子贡南游于楚所见“汉阴丈人”，同书《则阳篇》所记公阅休，《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子路在陈、蔡间所见的荷篠丈人，《韩诗外传》所称楚庄王遣使聘请的北郭先生等，都属于这类自耕农。《史记·滑稽列传》记孙叔敖之子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类似的居于深山苦耕且难以果腹者，很可能也是拥有小块贫瘠土地的自耕农。《史记·楚世家》所记申叔时引鄙语云：“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这田主若不是正在自耕，也就不存在“夺之牛”了。《孟子·滕文公上》所记楚国“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他代表的就是小私有农民的利益，他的追随者“其徒数十人”，以及“负耒耜而自宋至滕”的“陈良之徒与其弟辛”，也都是自耕农。《管子·轻重》载，齐桓公“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这说明当时某些农民已能根据市场价格的导向调整其生产方向。如果这些农民不是自耕农，能有这么大的自由吗[20]？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还提到楚国有一些出身下层贵族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流落或隐居鄙野，过着自食其力的“躬耕”生活。如《荀子·非相》记：“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吕氏春秋·赞能》所记相同。孙叔敖即敖。氏是蚡冒的后代，是楚国一个既老且大的家族。孙叔敖之父贾曾任工正，主管工程。孙叔敖之兄艾猎曾任令尹，在沂地筑城时显示了卓越的才干[21]。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已主持兴建了大型的水利工程--期思陂[22]，出任令尹后也以规划工程和主管政务见长。凡此，都说明孙叔敖并非道地的“鄙人”，故《史记·循吏列传》说他是“楚之处士”。我认为，孙叔敖在期思“躬耕”的身分是自耕农性质的“鄙人”，其身世则属贵族性质的“处士”。《庄子·人间世》记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而歌。郭注引皇甫谧云：“接舆躬耕。”这个佯狂不仕的接舆，其身世大概同属“处士”，其身分也可以自耕农视之。《韩诗外传》记：“楚有士曰申鸣，治园以养父。”申鸣“治园”以养父，说明他非自耕农莫属。但《韩诗外传》同时又说他为“士”，可证其出身于下层贵族。总之，在楚国自耕农中间，确有一部分人出身于贵族，他们数量虽然不大，但曾一度成为楚国直接生产者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依附农民是指农民连同其附着的土地与领主之间的依附关系，而自耕农却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块私有土地，为何还将其归之于依附农民？我以为，将自耕农视为依附农民，主要有两个理由：1.从西周以至战国，尽管存在小私有土地的事实，但这类土地在名义上或者在法律意义上仍然属于王有，此即所谓“封略之内，何非君土”[23]。2.楚国的兵赋普行于一切土田而无所豁免，而自耕农承担着出赋税、军役和劳役的义务，正好说明他们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
    楚国还存在雇农。
    《韩非子·外储说》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庸客也，畦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尽巧而正畦陌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之也。”自春秋以来，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的事已屡见不鲜了。楚国虽缺少关于这方面的直接史料，但某些资料却能间接说明这个问题。《说苑·善说》记：“庄周谓魏文侯曰：周以贫故来贷粟，而曰须我邑粟来也而锡臣，即来，亦求臣佣肆矣。”庄周为楚人，他见到专为卖庸而设的“佣肆”，很可能是在楚国。近年出土的楚国铜器上常常有“铸客”的题铭，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铸客”就是官府所雇佣的民间个体手工业者或异国来楚的工匠。既然手工业中已存在“雇工”现象，想必楚国农业中也会有这种雇佣劳动者[24]。
    春秋时期楚国有没有佃农，还很难肯定。有的学者认为大约在进入战国以后，随着封建领主的地主化，农奴逐渐转化为佃农[25]。这种推论有一定道理，但文献中很难找到这方面的确凿材料。因此，对楚国封建领主制何时向封建地主制转化，以及楚国原来的农奴是否逐渐转化为佃农，笔者另有专文探讨。
    在楚国的直接生产者中间，有没有奴隶身分的人呢？看来应当作肯定回答。不过，农业奴隶在楚国只不过是一种极个别的现象而已，而且限于畜牧业之中。如《左传·昭公七年》申无宇说的“马有圉，牛有牧”，这“圉”和“牧”，就是为王室和贵族经营畜牧业的奴隶。但总的来说，由于楚国贵族的室田不大，因而占有的奴隶也绝不会多。《左传·宣公十一年》记楚伐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被集中于夏州的俘虏，显然是从事农作的奴隶[26]。这种理解似可商榷。楚庄王经申叔时进谏，重新封陈，“乡取一人”，另建一州，虽然形式上与就地易国为县有异，但性质上并无多大不同。由“乡取一人”而另建的一个“州”，其州民的身分地位大概同县民没有多大差别，即他们都是力耕的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需要说明的是，据罗运环先生研究，“乡取一人焉以归”中的“一人”显然有误。按《周礼·地官·大司徒》，西周时天子的国都及四邻也只有六乡。《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就是三乡三遂。鲁亦三乡。春秋齐桓公时，管仲在齐施行“叁（三）其国而伍（五）其鄙”的改革措施，也只分国（乡区）为二十一乡。陈系小国，即使改革，也不会多到二十一乡。即使有二十一乡，按《周礼》乡制计算，一州为二千五百家，乡取一人岂能成州？要之，“一人”，当是“千人”之误。古文千字从人，其下之右加合文符号则为千人。而作“一人”者，可能西汉末年人将古文隶定为“今文”时所误[27]。我以为，此说言之成理。如乡取千人，这个州就不会很小了，当时的楚国是不会也不可能集中大批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的。
    此外，居住在都邑的国人中也有极少数从事农作者，这类人虽然也属于直接生产者，但毕竟在直接生产者的整体结构中所占比例极小。
    收稿日期：1996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