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国的内乱中，属县之师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等发动推翻楚灵王的政变时，帅“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由此可见，从春秋初期开始，隶属于县邑的野人已成为楚国兵役的重要承担者了[6]。
    在楚国贵族的食邑中，以野人为主组成的军队，称“私卒”。贵族奉命出征，必有私卒从行。这私卒，也是食邑军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楚国最大的家族若敖氏，曾拥有“六卒”。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贵族息桓、子孟等都有私卒。
    无论是隶属于县邑的野人，还是附着于食邑的野人，都有服劳役的义务。据有关学者研究，楚国的力役主要有军中之役、筑城之役、建宫殿台阁之役、通沟洫之役等[7]。《左传·庄公四年》记：“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据杜注孔疏云，除道为开辟道路，梁溠为在水架桥。说明楚军中有修路架桥的役夫。《左传·桓公十二年》记：“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杆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出中。”说明军中有采樵的役徒。除此之外，楚军中还有修造营房[8]、构筑工事[9]、运送粮饷[10]等役徒。
    除了直接从事军中之役外，还有大批役夫在内地或边境筑城。终春秋战国之世，楚灭国六十余，自筑和夺取他国城邑共计280余座，仅《左传》记载的楚国筑城活动就达21次[11]。
    楚国还有建宫室台阁之役。文献记载的楚宫室台阁有渚宫、细腰宫、兰台宫、洞庭宫、强台、匏居台、五仞台、层台、钓台、五乐台、九重台、章华台、乾溪台、荆台、渐台、小曲台、附社台、放鹰台、中天台、阳云台、云梦台、豫章台、高唐观、朝云馆、楚王池等[12]。《左传·昭公十九年》记沈尹戍说楚“宫室无量”，以致“民人日骇，劳役死转，忘寝与食”，看来并非危言耸听。
    楚国十分重视水利事业，曾征调大批役夫从事“通沟洫”的工程。《淮南子·人间训》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文献记载楚大型水利工程除上述期思陂外，还有芍陂、无锡湖陂、申浦、木渠等。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曾对楚国的水利设施作了如此描述：“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楚国堪称发达的水利事业，一方面收到了“百姓飨其利”的效果[13]，另一方面又给楚国的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
    楚国征役的对象，基本上是力耕的野人。对此，文献屡有记载。《左传·宣公十五年》记楚、宋相持时，楚把军中的“耕者”遣返回国，杜注以为“此乃分兵归田之谓也”。《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沈尹戍坚决反对城郢，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是：只要“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所谓“三务”，杜预释为：“春、夏、秋之务。”其意为只要使民生息于郊野，不耽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季节，国家自然安全，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兴役筑城了。而狎于“野”的“民”，只能是力耕的野人。《国语·楚语》记楚国灵王筑章华之台，致使“年谷败焉”，这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被征调的结果[14]。
    最后看第三个特征。
    《左传·成公二年》记：“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赦罪。”所谓“逮鳏”、“救乏”，无疑是针对有家室妇子之私者而言的，而这些人正是野人。《左传·昭公十四年》记：“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洁奸匿，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宥孤寡”以上主要是针对有家室妇子之私，也即有独立经济生活的野人而言的。总之，这两次为征兵而实行的全面抚民政策，都是针对有家有室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的农民而制定的，他们最低限度也得具有农奴的资格[15]。又《左传·成公十三年》记楚子救郑，申叔时批评他是“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因为这是二月出师，必然会妨碍春耕，也就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试想，如果这些农民不是有独立的经济生活者，那么，受损失的首先应是王家，而不是这些农民了，从而也就用不着申叔时来为民请命了[16]。《左传·庄公四年》记：“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荆尸”，旧解或以为是陈尸于荆地，或以为是军阵之名，都是无所据而云然。曾宪通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秦楚月名对照表为依据，考定荆尸为楚历月名，楚历建寅，荆尸为正月[17]。其释甚确。晋国的随武子称赞楚国由于能做到“荆尸而举”，故收到了“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的效果[18]。而受“荆尸而举”之益最大的当莫过于力耕且有着独立经济生活的野人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楚国力耕于县邑王国和贵族食邑的野人，基本上具备了农奴的三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说，楚国野人中的绝大多数的身分应是农奴。之所以说野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农奴而并非全部，是因为楚国野人除了农奴这个主体外，还有其他依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