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延寿，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踰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 以材力爱幸〔18〕。这些材料清楚说明：“有材力”、“善骑射”是期门、羽林选拔的主要条件和依据；他们的身份乃为“良家子”。关于“良家子”的解释，自古以来各家不尽一致。《史记·李将军列传》注引《索隐》曰：“如淳云：〔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汉书·李广传》王先谦补注引周寿昌曰：“汉制，凡从军不在七科谪内者，谓之良家子。”又贺昌群在《汉唐间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19〕一书中考说：“良家子又良民、良口，在汉代的阶级意义是指自由民，也就是没有市籍，没有犯过罪及不是奴产子、七科谪的家世清白之民。”日本学者好并隆司的《秦汉帝国史研究》认为：良民，居闾右，是有爵者。出身良家，又需具备善骑射、材力过人的条件，才能入选为期门、羽林。这表明在要求上，他们比一般士兵的身份为高。
    至于期门、羽林的来源，亦和卫士不同，它非来自内地诸郡的一般编户齐民，而是通过以下地区和途径来得到补充：
    （一）选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民。这除见于前引《东方朔传》、《赵充国传》、《甘延寿传》、《汉书·地理志》外，《续汉书·百官志》也说：“〔羽林〕常选汉阳（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后汉书·董卓传》：“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汉旧仪》云：“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可见在两汉时期，期门、羽林主要来自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而非一般的内郡之民。
    （二）选自从军死事之子孙。《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汉武帝时，“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汉书·宣帝纪》引如淳注曰：“少壮令从军”。《汉旧仪》曰：“羽林从官七百人，取三辅良家子，自给鞍马，诸孤儿无数，父死子代，置令一人，名曰羽林孤儿。”《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称：“虎贲诸郎，皆父死子代，汉制也。”又《太平御览》卷二四二引《汉官仪》曰：“简取〔北军〕五营高才，别为左右，监羽林，父死子继，与虎贲同。”所有这些都说明，从军死事之子孙，“父死子继”，是期门、羽林的基本来源和骨干力量。
    （三）选自征战有功者。如《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应劭《汉旧仪》曰：“光武中兴，以征战之士劳苦者为之，故曰羽林士。”《后汉书·耿弇传》说：耿恭在对匈奴战争中因有功，“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这是以战功补为羽林的力证，但此种情况多见于东汉。
    选募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和从军死事之子孙入补期门、羽林，这是两汉的通制。原因大概是由于六郡之民，“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力气，以射猎为先”〔20〕的关系。他们地近羌胡，悉知戎俗，善于骑射，以尚武见称。为兵之后，战斗力强，较内郡之民更能克敌制胜。同时选募六郡之民对付匈奴、羌人，也符合汉代“量地远近”、就地用兵的原则。
    但到东汉桓、灵之时，便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皇帝竟然通过诏令等形式公开标价占卖虎贲、羽林了。例如：《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161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 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纪》光和元年（178年）：“开西邸卖官， 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谷各有差。”这种情况和以前的待诏、选募已明显有别，出现这一重大变化的因素较多。一方面反映了东汉后期虎贲、羽林的地位高，欲为之者众；然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当时政治腐败，财政困竭，国库空虚所致。据载：延熹四年，在占卖虎贲、羽林的同时，“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21〕。又“灵帝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减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22〕。这些材料既是国家财政困竭，也是政治腐败的有力注脚。
    四、期门、羽林之地位及其与君主集权的关系
    期门、羽林是中央军的核心部队，与郡国兵相比，无论素质还是地位都比较高。
    首先，期门、羽林的最高主官光禄勋，多由皇帝的亲信、重臣充任。据文献记载：自武帝至西汉末期，先后担任过光禄勋的有尚书令张安世、度辽将军卫尉范明友、中郎将杨恽、光禄大夫周堪、太仆金贵、太子少傅匡衡、左曹西平侯于永、右将军王章、云中太守辛庆忌、诸吏散骑光禄大夫孔光，执金吾韩勋、少府师丹、曲阳侯王根，等等。当时的光禄勋或由列将军兼领，或以加官的形式为内朝官所担任，或以诸吏散骑充任，或以封侯者所任。其职位的显要，不言而喻。东汉时期，刘秀任命光禄勋一职也多如此，一般都是安插可靠的亲信就其位。任用亲信、大臣掌握期门、羽林，这不仅大大加强了宫廷禁卫军的力量，也反映了期门、羽林的重要地位。
    作为皇帝亲军的期门、羽林，属于郎官，是“国之秘兵”〔23〕，处枢机要地，故他们的身份比一般士兵要高，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有特殊的冠戴服饰。据载：
    虎贲将，冠鹖冠，虎文单衣〔24〕。
    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 竖左右，为鹖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縠单衣。 虎贲将虎文绔，自虎文剑佩刀。虎贲武骑皆鹖冠，虎文单衣〔25〕。不同身份的武士冠以不同的冠戴，这既是当时等级地位的反映，也可能兼有执行特殊军事任务的需要。《舆服志》说：“鹖者， 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用之。”又《古禽经》曰：“鹖冠，武士服之，象其勇也。”汉代虎贲（期门）、 羽林皆戴此冠，大概因为它比一般军士战斗力强，是精锐部队的关系，在地位的等次上较其它兵更高。
    待遇优厚，是反映期门、羽林地位的另一重要方面。他们在经济待遇上，绝非普通士兵所能比。据《续汉书·礼仪志》注引《汉官名秩》曰：“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三十万……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三千，中黄门、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以为当祠门户直，各随多少受也。”其中的羽林、虎贲士“二人共三千”，这已和普通士兵不同了。至于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谷月百斛”，其所享有的俸给更多。期门、羽林不仅经济待遇优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官运亨通的。如《汉旧仪》曰：“期门骑者……比郎从官……迁补吏属。”又《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元年（89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注引《汉官仪》云：“羽林郎出补三百石丞、尉。”综观两汉，郎官补吏，因给事有内外朝之分，且又是多级郎制，故补吏情况参差不同。但他们可以补吏转为他官，则无可疑。如：上官桀以期门郎“迁未央宫厩令”，甘延寿以期门郎“稍迁至辽东太守”，赵充国以羽林郎“补假司马”〔26〕。西汉一代，出身期门、羽林的文武官员不乏其人。不少人以“善骑射补为羽林”，后来身居要职。六郡、三辅地区的良家子投募期门、羽林之目的，不少人是出自羡慕天子亲军的优厚物质待遇和令人向往的政治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