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即周文王姬昌。自《史记》刊世后，历代史家均因袭汉儒司马迁的史观，谓周文王曾事纣为臣，听命于殷商之朝。晚近研究殷周史事之学者，亦囿于传统旧说而习焉不察，文王事纣为臣之说似成定谳。早在二十年代初，顾颉刚氏曾运用古文献资料对文王为纣臣说进行过驳难①，因当时缺乏地下出土甲骨文资料的有力佐证，故未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迄今，研究殷周史的论著仍持文王臣服于殷商的观点，均无异辞。
    笔者近因讽籀《诗》、《书》诸篇，征诸殷墟与周原卜辞，殊觉文王事纣为臣说，多有可疑之处。兹略陈管见，考而辨之以成斯篇，兼论文王的文治武功，敬乞海内外同道幸匡教之。
    一、文王事纣为臣说质疑
    （一）文王事纣为臣说之疑窦
    所谓文王立于殷商之朝，为殷纣三公之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载之甚详，兹迻录如下：
    （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据上引史料而知文王史事者，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其一，周文王姬昌曾为殷商朝廷三公之一；其二，文王窃叹纣之无道，被纣囚于羑里，旋贿赂纣而遇赦；其三，文王出而献地，纣乃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封之为西伯。从以上三事可知文王的生杀予夺之权，实操纵在殷纣之手，历代史家及晚近学者以此为据，遂谓文王必亲立于殷商之朝，服事殷纣而北面为臣，此乃文王为纣臣说之缘起。
    商周之际，有关文王的同一史事，司马迁在《史记》的其它篇章中所记则不尽相同。《周本纪》云：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
    排比互校上引《史记》中《殷本纪》与《周本纪》所载文王为纣臣之事，互相抵牾，颇觉可疑。《殷本纪》载崇侯虎以西伯昌窃叹纣杀九侯女及朝廷二公而告之纣，文王遂获罪被囚；《周本纪》则谓崇侯虎谗言西伯昌积善累德于纣，文王乃获罪入狱，此乃文王获罪被囚之原因不一其说之处。《殷本纪》载文王献洛西之地而后纣赐弓矢斧钺，遂得征伐之权；《周本纪》则谓纣赐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之后，文王乃献洛西之地，此乃献地与赐物二事之因果关系相互颠倒之处。《史记》系司马迁一人所独撰，记载文王同一史事而前后篇章竟然矛盾如是，足见西汉时殷周史事已不甚了然，致使以严谨见长的太史公遂生此舛误。此乃文王事纣为臣说之疑窦一也。
    《左传·襄公四年》：“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论语·泰伯》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史记·齐太公世家》：“西伯受命曰文王……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文王果真听命于殷商之朝，事纣为臣，若诸侯叛纣而归周，文王当恪守君臣之道，则理应拒其归而讨其叛，怎敢接纳叛国、扩大周之版图而又不以为嫌？文王既为纣臣，且纣之淫威与喜怒足以陷之囹圄而为囚，亦可赐之斧钺而封侯，足见其荣辱升迁决定于殷纣。纣亲见臣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文王势力之发展必将颠覆商政、断绝殷祚，殷纣岂能漠然置之而不予问罪？此事若遇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殷纣乃猜忌暴戾之君，岂能安然视其坐大而不闻不问？此乃文王事纣为臣说之疑窦二也。
    《诗·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史记·齐太公世家》：“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文王果真受殷纣策封而为西伯，始得征伐之权；既奉商王意旨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作为人臣之文王昌，按君臣名分，理应将征服之地拱手归诸殷商天子纣，不可私得其地，安得将征伐之地据为己有而迁都耶？商王既不追究，文王亦不相让，这能算君臣之道吗？此乃文王事纣为臣说之疑窦三也。
    文王之史事，《诗》、《书》中记载颇详，只有《诗·大雅·大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未有服事殷纣；只有《诗·鲁颂·宫》：“缵太王之绪”而“翦商”，未有立于殷纣之朝而事商。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甚至伐昆夷等事均有所载。文王果真为殷纣三公之一，不应在《诗》、《书》之类的先秦文献中，反无一言提及。况羑里之囚乃文王生平之大厄，斧钺之赐乃文王武功之所自始，较之断虞、芮之讼，行崇、密之伐更为重要，尤当大书而特书之，但《诗》、《书》中反而只字未载，此乃文王事纣为臣说之疑窦四也。
    以上所述四端疑窦，足以使文王为纣臣之说不可信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