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须”，即《诗·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之密国；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泾州百泉”条可知，其地在今甘肃省灵台县境西南。“耆”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系殷商的同盟方国，其地望在今山西省长治市南壶关境内。“邗”或“于”，《韩非子·难二》：“昔者文王侵盂”作盂，按甲骨文正作盂。王国维氏曾考定甲骨文之“盂”即典籍之“邗”（39）。《史记·周本纪》《集解》：“邗城在野王县西北，音于”；又《正义》引《括地志》云：“故邗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古邗国城也。”其地望在今河南省沁阳县。殷墟卜辞之“衣”地即在此，系商王室的田猎区。“崇”，即《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之崇，即后世之“嵩”，其地在今河南省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带（40）。
    综上所考地望，则文王用兵征伐路线，其武功发展过程便历历可寻。周文王首先调解虞、芮两国之争端，使之成为周的同盟国；然后再由西向北驱逐了犬戎，继承并扩大其父王季挞伐犬戎的武功余绪；其后又回师扫清了东北面近在肘腋的密须。是知《周本纪》所载文王受命称王后之三年间，断虞、芮之讼，开拓用兵西北之道路；北伐犬戎、密须，初试锋芒，巩固了岐周根据地，为挥师河东而实施更大的武功作战略准备。
    文王渡河东进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乘商纣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第四年挥师河东，一举戡定黎国。这时隔着太行山，下临商都朝歌，已不过二三百里的距离了，此形势对于商纣确已非常紧急，《尚书·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故商臣祖伊恐慌万状，奔告纣王此形势之严峻。但由于从黎国至纣都朝歌还阻隔着太行山，同时在商周疆土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商的同盟方国，有先行扫清此障碍之必要，故文王在戡黎后的第二年（即文王五年）又征服了邗（即“于”）。《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太誓》云：“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即颂扬文王的这次武功。“邗国已深入商王田猎区，是殷商经济的一个重心”（41），文王用兵至此，已足以震撼商王室。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谓：“周文王伐邗一事是周、商势力对比转换的标志，因为邗即沁阳的盂，文王伐此地，实即直叩天邑商的门户。因此，武王伐商，中途已无任何阻碍，可以直驱而至商郊”（42）。足见文王伐邗这一武功的战略意义。
    文王征服了今山西省东南地区的黎和紧临的黄河北岸今河南沁阳之邗以后，接着于第二年（文王六年）又征灭了黄河南岸的崇国。这一战役是周文王挥师东进中最大的一次武功，《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列举自上古神农、黄帝至春秋齐恒公诸圣王贤君之战功时，将文王伐崇、武王伐纣与神农伐补遂、黄帝伐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桀相提并论，足见在战国人心目中，周文王的最大武功当是伐崇的胜利。由于文王后三年的武功开拓，周人的领土已扩展到今山西省东部和河南省中部，并影响到其以南地区。为便于统治和日后翦商，文王遂自岐下迁都丰邑（含今西安市西南），上引《诗·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及《史记·齐太公世家》：“伐崇，……大作丰邑”，即其证。
    经过文王五年用兵、征西北、伐河东的武功经略，“周之势力已达于陕西全省、甘肃、山西、河南之一部”（43）。文王并不以此战功而满足，曾以武力征服过西南诸夷，周原甲骨文中有周人以武功经略南方的记载：
    周人经略南土似应自太王始，徐中舒先生尝谓：“疑太伯、促雍（即虞仲）之在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始”（44）。可见，文王经略江汉及南方荆蛮，实乃继承并扩大先祖未竟之武功。上揭卜甲诸辞中的“微”、“蜀”，疑即《尚书·牧誓》八国中的“微”与“蜀”。微之地望，或谓今陕西省之郿县（45）；周初之蜀，或谓汉水上流（46），“蜀之北境本达汉中”（47），即今陕西省南部汉水上游之汉中以南地区。第（31）辞的“楚”，或谓即今丹水与汉水交汇处的河南省淅川县境（48）；从第（32）辞的“楚子来告”云云，可知楚国已经被文王的武力所征服而加入周的同盟国。而第（34）辞的“巢”，亦楚地群舒之国（49）。第（35）辞的“”，应读为“胡”，或疑在今河南省颍水附近，胡侯系周初南国的屏障（50）。以上考察周原卜甲所见文王经略之地，均系岐周西南或东南之方国。先秦典籍中亦有例证，《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正义》云：“此八国皆西南夷也”。西南八国之所以能在武王举事伐纣时，召之即来，加入了周盟军翦商的行列，这正是文王武功施于江汉、经略南土之业绩在武王时所奏效之证。
    文王这一连串的北伐东征和以武功经略西南诸国，建立了以周为盟主的强大的方国军事联盟，成为足以与殷商分庭抗礼的西土大国。尤其伐崇迁都丰邑以后，周人遂以压倒的优势眈眈虎视着纣都，文王终于用武功奠定了翦商的基础。
    周文王武功经略地理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