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赐二年鲜卑旧制的复辟
    《魏书·太祖纪》：天赐二年四月，“车驾有事于西郊，车旗尽黑”。这是鲜卑旧制复辟的重要事件。
    拓跋鲜卑四月西郊祭天之制起源甚早。同书卷一《序纪》记拓跋力微三十九年（公元258年）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远近肃然，莫不震慑”。这或者是拓跋部西郊祭天之制的创始，拓跋力微在向部落大人夸耀权力的同时也获得他们对拓跋部作为部落联盟核心的认可。《魏书·礼志一》：天兴元年四月，拓跋珪仿《周礼》举行祀天之仪，“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说明此年西郊祭天仍旧进行，但已在利用汉制创立北魏礼仪制度的大背景下，附会了《周礼》中的相关内容。至天兴元年十一月全仿中原政权南、北郊而成的郊庙仪制创定之后，四月西郊祭天之俗遂被新制取代。《礼志一》详记天兴二年正月南郊之制：
    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藉用稿秸，玉用四珪，币用束帛，牲用黝犊，器用陶匏……祭毕，燎牲体左于坛南巳地，从阳之义。其瘗地坛兆，制同南郊。明年正月辛酉，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祭毕，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币之属，与二郊同。上述南、北郊分立及二至圆丘、方泽并祀之制与西晋南郊圆丘合一且无方泽之祀的制度相异（注：《通典》卷四二《礼典二》“吉礼一·郊天上”述西晋制度说：“（泰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古者郊丘不异，宜并圆方二丘，更修兆坛，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祀圆丘于南郊。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同书卷四五《礼典五》“吉礼四·方丘条”亦记：“晋武帝受禅后，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圆方二丘于南北郊，更修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十一月庚寅，帝亲祀于南郊。自后方泽不别立。”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其祭祀原则、时间、对象、始祖配祭及从祭诸神、牲币、祭祀过程中的方位禁忌，基本同于王莽缘饰《周礼》创定并部分为东汉行用的一套制度（注：参见《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续汉书·祭祀志中》。），与鲜卑拓跋部所悉的西郊祭天之制绝不相同。
    关于天赐二年“车驾有事于西郊”，《魏书·礼志一》有较详细的叙述：
    天赐二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于上……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于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于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七。礼毕而返。自是之后，岁一祭。“复祀天于西郊”、“自是之后，岁一祭”，都说明天赐二年西郊祭天是该项礼仪在一度中止后的复兴，自此之后成为每年必行的大典。从相关史料我们知道，四月西郊祭天这一鲜卑旧制一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才再次下令废止，并于太和十八年在汉化改制已成定局后被彻底废除。与之相应的是，天兴元年按汉制创定的南、北郊与圆丘、方泽仪制寿终正寝，到孝文帝太和十二年才复又于平城筑圆丘、方泽，并于次年开始祭祀活动（注：据《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十二年闰九月，孝文帝“观筑圆丘于南郊”；次年正月“车驾有事于圆丘，于是初备大驾”，五月，“车驾有事于方泽”。孝文观筑圆丘及本纪关于他于圆丘、方泽举行祭典的郑重记载，说明此前朝庭关无此种活动。）。两种礼仪一兴一废之间，反映的是拓跋政权政治上的进步与倒退。
    《魏书·礼志一》所记天赐二年西郊祭天的仪式中虽有女巫击鼓的场面，毕竟还显得文质彬彬，《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所记南齐使臣于太和十六年目睹的孝文帝西郊祭天活动，则原始得多，也真实得多：“宏与伪公卿从二十余骑戎服绕坛，宏一周，公卿七匝，谓之蹋坛。明日，复戎服登坛祠天，宏又绕三匝，公卿七匝，谓之绕天。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为‘繖’，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西郊祭天总的情形是：“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
    我们说天赐二年西郊祭天取代南、北郊反映了北魏政权政治上的倒退，并不仅仅因为礼仪的复旧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原始性，还在于礼仪兴废实际上体现了政治势力权力的兴替。西郊祭天复兴意味着对昔日部落联盟体制的肯定及对拓跋新兴皇权的压抑。《魏书·官氏志》称北魏政权所尊始祖拓跋力微的祖父分兄弟为七族，计有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加上“叔父之胤”乙旃氏及“疏属”车焜氏，“凡与帝室（按即拓跋氏）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高祖革之，各以职司从事”。实际上天兴初所创礼制业已采用了“职司从事”的原则，在南、北郊仪制中，并没有给予“帝室十族”以明显的特权，天赐二年西郊祭天仪制中，“置木主七于其上”、“选帝室十族子弟七人执酒”，都充分体现了“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的原则。据《魏书·礼志一》高祖延兴二年六月条说：“显祖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七，易世则更兆，其事无益于神明。初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于郊所。”因为此前“岁增木主七”，故《南齐书·魏虏传》记载说：“（平）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总之，西郊祭天这一部落联盟时代的遗制或者说“旧事”成为北魏前期政权最高祭典，体现的是新兴北魏政权对拓跋部落联盟初始十族特别是作为拓跋“兄弟之胤”七族政治权力的肯定，亦即对后来进入拓跋部落联盟的“宾国诸部大人”参与北魏政治的肯定。在这一祭典中，北魏君主仍旧是一个部落联盟首领，而不是拥有专制权力的皇帝。《北史》卷五《孝武帝纪》记高欢拥孝武帝元修即位的仪制说：“昧爽，文武执鞭以朝……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所谓“代都旧制”，即北魏平城时代的制度，尽管北魏前期皇权以各种方法排除旧的部落势力的干扰，加强自身的专制权力，但部落联盟初创时期的“七族”毕竟总能在皇帝即位仪式中体现自己沿袭于部落联盟时代的特殊地位。天赐二年北魏政权按汉制创定的“职司从事”的朝廷最高仪典南、北郊被旧的以“帝室十族”为核心、“宾国诸部大人”普遍参与的西郊祭天取代，只能是新兴皇权对旧的部落势力的妥协与退让。
    天赐二年北魏政权还废止了天兴二年创定的大驾卤簿。《魏书·礼制四》：“太祖天兴二年，命礼官捃采古事，制三驾卤簿。”有大、中、小三驾。其中大驾“设五辂，建太常，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仆御从。轻车介士，千乘万骑，鱼丽雁行。前驱，皮轩、阘）戟、芝盖、云罕、指南；后殿，豹尾。鸣葭唱，上下作鼓吹。军戎、大祠则设之”。此乃采汉魏制度而成。《续汉书·舆服志上》备列三驾仪制，其中说：“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前驱有九斿云罕、凤凰阘戟，皮轩鸾旗……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两相比较，大致相似。
    《魏书·礼志四》又说：“天赐二年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阵卤簿。列步骑，内外为四重，列标建旌，通门四达，五色车旗各处其方。诸王导从在钾骑内，公在幢内，侯在步内，子在刀盾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所谓“方阵卤簿”，实际上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常见的战阵方式的模拟。“王公侯子车旒麾盖、信幡及散官构服，一皆纯黑。”与《魏书·太祖纪》所称同年四月西郊祭天“车旗尽黑”及《宋书·索虏传》“其车服……尚黑”，相互应证。说明天兴初崔宏等通过阴阳五行相胜学说而定北魏行次为土德从而“服色尚黄”的仪制（注：《魏书·礼志一》：“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也一并被废止。
    天赐二年，天兴年间以来便不断受到冲击的尚书机构被完全取消。
    拓跋珪于皇始年间创立尚书台，以同母弟卫王仪为尚书令，仿西晋制度，分置三十六曹，曹各以郎（郎中）主事。《魏书》所见北魏初年尚书各曹有吏部曹、仪曹、三公曹、右中兵曹、七兵曹、选曹等。灭后燕并有河北后，又置尚书行台加以镇抚。尚书台作为新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取代了部落大人世袭统民的权力，特别损害了帝室十族对最高政治的参与权，因而在其设立后，便不断受到冲击。
    《魏书·官氏志》：天兴二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其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严耀中先生认为之所以分尚书三十六曹为三百六十曹，当因天兴元年置于“皇城四方四维”的八部大夫（八部大人）与属于行政中枢的内朝、外朝各统三十六曹（注：《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似可信从。据《官氏志》：天兴四年十二月，北魏又“复尚书三十六曹”，同时每曹增加了“代人”充任的令史、译令史各一人，书令史二人；天赐二年“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至明元帝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云”。
    尚书机构的罢废，与同年西郊祭天、大驾卤簿、服色的复旧，无疑可视为相互联系的事件，是北魏政治轨辙的转变或者说严重的倒退。与之相应的是，天兴初生员一度增至3000人的太学也不知在何时被废止。《魏书》卷八四《儒林列传序》称：“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中书学只是明元帝世新立，道武朝并无所谓“国子学”，无从改立；而太武朝于平城东“别起”的太学，乃相对中书学而言，并非在原有的太学之外另辟新址，我们从史料中，确实找不到道武天赐年间及明元朝有关太学的任何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