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是封建时代高级官员向朝廷、向国君呈报军政大事的政务文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历来为学者所看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历史人物的曾国藩，一生居官数十年，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经历、参与甚至是影响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上奏疏，不下数千。但是，学术界对曾氏奏疏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注：就我所见，仅湘潭大学已故教授韩长耕先生作有数篇。）。在此，我试从剖析其奏疏的风格特点入手，结合自己多年整理研究曾氏文献的心得体会，揭示曾国藩奏疏的主要内容、突出价值，论证我对曾氏其人之思想、性格与作风的理解、认识与判断。
    一前期奏疏：忠戆迂直
    此处所称“前期”，指道光、咸丰之际曾国藩官居礼部侍郎之时，虽然为时不过三年，但它作为曾国藩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当然也影响到他的行政作为与政治作风。
    曾国藩早年沉溺于科举时艺，无心旁鹜，直到钦点翰林，备位词臣，这才腾出精力关注作为官方哲学的性理之学。起初数年，他还只能以一名理学新教徒的虔城，将“诚心”、“克己”之类作为身心修炼的人生哲学，真正把能立能达、成己成物的为圣之功运用于政治实践，形成其政治哲学，还是到了道、咸之交。这自然也体现在此一时期的一系列奏疏之中。
    道光三十年，清宣宗卒，遗诏“无庸郊配、庙祔”，谓“若世世率行无已，益滋后人疵议，此不能不示限制也”[1]（P2508）。郊配即郊祀天地时，以先王配亨，庙祔是新近故去的帝王祔祭于列祖列宗，属于封建王朝的基本惯例。文宗即位，命王大臣会同九卿科道合计上奏。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第一次展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解。据郭沛霖《日知堂笔记》载：“于是执政倡为臣子不敢议君父之说，谓郊配庙祔宜悉依旧制，谋定而后集九卿翰詹科道于内务府，以奏稿示之，诸臣多不敢公然示异。就中礼部侍郎曾国藩……不肯画诺……既又令其另奏，于是异议者纷起……诸摺各抒已见，而国藩所奏尤为剀切详明……上依内阁议，仍遵大行皇帝以郊配庙祔，余摺俱发还，独褒国藩之摺，以为‘颇有是处’。”（注：《近代稗海》第11册。）曾国藩之所以敢于公然示异，不肯画诺，便是基于他以礼为本的理学思想，其《遵议大礼疏》所论三条，一曰“坛壝规模，尺寸有定，增之不能，改之不可”。大行皇帝虑及后人妄自增删，故预为限制，以身作则，臣子不敢不从；二曰“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担心后世罢其配位，故预先防备，此亦臣子不敢违者；其三则为实质所在：“我朝以孝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因此更不敢违（注：本文所引曾氏奏文，皆出自岳麓书社1994年版《曾国藩全集·奏稿》，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如此剀切陈词，确有些冒犯天威。所以说，以心修身，还只能算是一种人生哲学，而以礼治国，则是一种政治哲学。惟其如此，它才显得有些戆直。所以它虽得朱谕称许，但就是不予采纳，因为它不切实际，不便操作。
    至于咸丰元年之《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陈文宗看似具有敬慎、好古与虚静三种圣德，实则滋长了琐碎、文饰与自矜三种流弊，并且举出种种具体人事加以论证指实。文宗览奏大怒，“捽其摺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得左右大臣叩头求情，且以“主圣臣直”“愚戆”为其开脱[2]（P4），文宗这才罢休，但仍以长篇朱谕斥其“迂儒欠通”、“语涉过激，未能持平”，“仅见偏端，拘执太甚”[3]（P17,18）。曾国藩虽意在“尽忠报国”[4]（P212），但究其思想渊源，仍在理学。据其自述，此疏“大致似孙文定《三习一弊疏》”[5]（P84）。孙文定即孙嘉淦，乾隆朝理学家，以忠直敢言著称。高宗即位，孙氏上疏，批评其“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自生“喜小人而恶君子”之弊，且认为“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君一心之敬肆”，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于此”[6]（P561-563）。通篇弥漫着浓厚的理学气味。而曾国藩也同样要求文宗在即位之初，敬心修德，切实省察，一如理学们徒之正身克己，则显然过于书生之气。他本人事后反省，也自责“学道未深，过伤激直”[5]（P79）。
    至于《条陈日讲事宜疏》，更是不厌其烦地推售其理学政教观，观“为政之道，莫备于真德秀《衍义》、邱濬《衍义补》二书”一句，即可一目了然。
    二中期奏疏：激切、倔强
    中期是指咸丰二年至七年（1852-1857）曾国藩在省办团、出省作战的那五六年。
    咸丰二年六月，曾母去世，曾国藩在典试江西乡试的途中得知讣音，奏报开缺，回籍守孝。回乡之初，曾国藩坚决拒绝了县城官绅的一再请求，不肯过问团练局“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之事。这便是典型的京官气派与儒者故态。稍后，因为太平军在洞庭南北形成燎原之势，各地贫民纷纷响应，清廷诏谕曾国藩“帮办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两度兼署兵部侍郎的曾国藩，至此幡然改悟，奉旨出山，立行勒捐之政、酷杀之威。他抱定“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之旨[7]（P9），认为当此乱世，若“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又说“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5]（P129）。弃理学而尚申韩，这是曾国藩思想的又一转折。
    这种刚介激切的心态，雷厉风行的作风，体现在奏疏中时，便是锋芒毕露，凌厉操切。长沙协副将清德，绿营将官，武职从二品，受本省巡抚、提督指挥，平时疲玩，临阵脱逃，声名狼藉。长沙官场，久已麻木不仁，大多敷衍塞责，阿容含浑。曾国藩此时仅为一名丁忧在籍的绅士，奉旨协助巡抚清查境内治安而已，但他却大有眼里不容砂子之概，居然越俎代庖，在咸丰三年六月十二日连上三摺，一则奏参革职，二欲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三则密保亲信，破格顶替。兹节录第二摺，以见一斑：
    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致酿今日之变，是以为此激切之请。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如此不拘成例，如此不畏人言，自然使得曾国藩与湖南官场格格不入，火水不容，终于激成绿营与湘勇械斗，营兵甚至闯入曾氏公馆哗譟。曾国藩威信扫地，不得不出走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