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春，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争夺江西厘金，与曾国藩撒破脸面，公开决裂。面对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部属的这种背叛行为，曾国藩强压怒火，在三月十二日上奏了一份最能体现他刚柔相济作风的《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摺》：
    此次截留牙厘，不能不缕陈而力争者，实因微臣统兵太多，月需额饷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无论何人处臣之地，势不得不出于此也……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樑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彼时围师比今日多二万人，饷项存营者尚数十万，徒以迟延未发，尚为军士借口，全局决裂，况今日需饷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
    ……臣尝细铎《会曲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
    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臣又曾奉特旨节制江西巡抚，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恳辞。特旨之节制，一时之异数，臣得而辞之；《会典》《敕书》之节制，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无有相济，情也。沈葆桢于臣处军饷，论分论情，皆应和衷熟商……此次截留厘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开罪而不肯一与商酌？
    ……臣返躬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桢而无愧，即讯诸大廷、质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桢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此摺自居柔弱之地，以诉委屈、述苦衷立言，用意则在挞伐沈葆桢之违情悖分，并且附呈他写给沈葆桢的函、咨各二件，更是以自己宽厚仁恕反衬对方的忘恩负义。另一方面，摺内两次引经据典，则又声色俱厉，暗藏杀机，但又显得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黄老哲学提倡不争，此疏自属柔弱，但毕竟是在争是非、争利权，结果当然是得失各半：江西牙厘，曾、沈平分，沈奏开缺，却得温诏慰留，而曾国藩反受人指责，不仅理学师友倭仁致函劝诲，而且乡邦士论颇有微词，旧交中因此有功其“宜加谦退，无涉宣露”者[5]（P4935）。此后，曾国藩便以平淡质实作为最高目标。他为曾国荃选定批注的奏疏范本《鸣原堂论文》，便是反复申论此意，如“奏议以明白显豁、人人易晓为要，奏疏总以明显为要。时文家有典浅显三字诀，奏疏能备此三字，则尽善矣。”[6]（P495,533）
    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一时御史弹劾，廷旨训斥，几无宁日，全不顾及功臣体面。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连请病假，为开缺谢职预留地步，十月十三日，上奏《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
    ……似此病躯，久膺重任，断无不偾事之理。再四筹思，不得不仰恳圣慈，请开各缺，安心调理。惟臣受恩深重，有不敢遽请离营者。人臣事君之义，有所长所短，皆可直陈于圣主之前：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陈。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余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臣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徽长也。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殷教诲？不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所短，今则愈形其短。
    明知必误大局而犯贪恋权位，讳饰而不恳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军心之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即臣之病体亦可期渐愈。功臣辞职，本难措词，况且又当军务棘手、上下责望之时，稍有不慎，即遭大忌。但此奏态度平和，语句朴实，大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象。本年十月十九日，他又在致信获得专摺奏事之权的鲍超，以“无一语不平实，无一字不谨慎”自许，且特意抄寄此摺，作为平实谨慎的范例[5]（P6050）。
    曾国藩晚年日益精细稳重，自述有“三不轻奏”之准则，即不轻奏谣传之言，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待事情办有成效，这才轻松一奏，不但进退裕如，更显得从容不迫。如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摺》，将咸丰十一年创议办船，七八年来安庆、上海办厂造械造船，建成中国第一艘机器轮船，并已聘请洋人翻译科技书籍诸事，平平淡淡叙来，却对办事之艰难绝口不提，而将轮船之大小、性能、时速，机器局之规模、设施，译书之名目、数量，一一细述，对此项建设的重大意义，只用“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十字一笔点出。九月十七日上谕，却对此给予了高度赞扬：
    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中国第一号轮船造成。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并陈制器设厂及添建译馆各情形，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8]（P6094）。这表明，曾国藩的奏疏艺术，已经臻于炉火纯青，与前期之锋芒毕露、志在必得、无所顾忌、不留后路相比，显然有高下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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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奏疏直接关系到军政大员的政治作风、政治前途乃至政治生命。历朝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无不注重对奏疏艺术的追求。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则可以而且应该重视对奏疏的研究，从中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脉络，考察作奏者的政治作风、政治作为与政治命运。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程朱理学给曾国藩赋予了光明磊落之气，正人正己之志，申韩之说给了他公明严峻之威、刚正不屈之概，黄老思想则给了他虚无为本之智、因循为用之术。它们体现在作为政务文件的奏疏摺片中，便带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大体说来，它们依次代表着曾国藩政治生涯的三个阶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事例，莫过于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奉旨接手办案，上有朝廷之高压，下有崇厚之播弄，外有洋人之要挟，内有病躯之折磨，最后只好抱定无可无不可、做得怎样算怎样、舆论是非任听之的心态，将本案委屈了结。这便是黄老因循为用的思想支配所致。行文至此，已涉及下一个论题，容俟后论。
    【参考文献】
    [1]清史稿·礼志[M].中华书局。
    [2]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M].岳麓书社，1989.
    [3]曹耀湘。曾国藩年谱[M].岳麓书社，1986.
    [4]曾国藩全集·家书[M].
    [5]曾国藩全集·书信[M].
    [6]曾国藩全集·诗文[M].
    [7]曾国藩全集·批牍[M].
    [8]曾国藩全集·奏稿[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