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摺》，亦颇能体现曾氏此时激切作风。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的会试座师吴文镕调任湖广总督，但湖北巡抚崇纶早已垂涎此位，因而衔恨倾陷，以至疏参吴文镕畏死不战。吴文镕受到咸丰帝严词谴责，于是发愤出征，仓皇赴敌，兵败自杀。次年，曾国藩率部收复武昌，获悉其师被害实情，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便在九月二十七日专疏上奏吴、崇优劣：
    ……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崇纶稍有天良，亦当以一死图报。乃六月初二日武昌城陷，崇纶随众军逃出，展转偷生，反称“革职回京，已于前一日先出鄂城”，呈请转奏。身为封疆大臣，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日月，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此摺言词之激烈，意气之凌厉，触目惊心。疏入，廷旨谕令陕甘总督王庆云，将逃至陕西之崇纶押解回京，交刑部候旨讯办，吴文镕则终得“文节”之美谥。
    咸丰六年六月十二日，客军虚悬的曾国藩又以一封措词严厉的奏章，参革了掌握当地行政大权但对他支持不力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而陈启迈还是与曾国藩同乡、同年、同官翰苑的多年旧识。
    曾国藩此期奏疏之倔强，最显著的体现，是在咸丰三年抗旨拒援鄂皖与咸丰七年伸手要官要权二事之上。
    咸丰三年秋冬，太平军进攻湖北，省城危急，清廷于十月初迭下谕旨，急命曾国藩火速赴援。可是曾国藩二十四日复奏，以敌军下窜、船炮未备为由，不肯奉旨，而且辩白：“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十一月，太平军进逼安徽省会庐州，上谕急令曾国藩赴援解围。二十六日，曾国藩再次抗命，说“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丰帝览奏大怒，亲笔批曰：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如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平？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已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3]（P33）。曾国藩奉到如此严刻之旨，乃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负气顶奏，一曰兴办战船，“昼夜催赶，尚不迟缓”；二曰自湘至皖，沿途阻兵，“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三曰“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并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璋、江忠源三臣之议论”；四曰“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表葸不前之罪”。通观此摺，处处皆涉于顶撞、冒犯，“我皇上尚有未尽知者”一句，尤为大胆，上引四说，也都是反驳强辩之词。咸丰览奏，只好让步抚慰，还说“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3]（P34）当时，担任湖广总督与安徽巡抚的分别是吴文镕、江忠源。吴为恩师，江为挚友，但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吴、江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武昌、庐州也迭遭沦陷。但从战略上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
    当然，最能反映倔强负气特征的，莫过于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之《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摺》：一曰“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二曰“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三曰“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机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摺奏事”。通篇文词皆为怨天尤人，诉说委屈，摺尾更是公然以要官要权相要挟：
    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自从曾国藩在二月十二日以父丧为由擅离军营，径回本籍，清廷已多次颁旨，催令迅返江西，但所予之职，仍是“署理兵部侍郎”的空头支票。曾国藩怄气五年，至此干脆负气不出，这才在六月六日连上二摺，一是奏请开缺，不要虚名，二是要“位任巡抚”，要掌实权，如不遂愿，便在籍终制，坚不出山。面对曾国藩如此强硬要挟，清廷极为不满，索性准其开缺，在籍守孝，但又指令说，如江西紧急，仍当即赴军营，不得再行渎请。曾国藩要挟不成，因此在九月九日复奏，再次负气对抗，称“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自后不轻具摺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如此态度，大有与朝廷一刀两断，与官场分道扬镳之势。
    三后期奏疏：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
    咸丰八年五月，清廷以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之保奏，谕令曾国藩夺情出山，率部援浙。半年来，曾国落深刻反省了近年的所作所为，幡然悔悟，弃申韩而归黄老，知其雄，守其雌，致虚极，守静笃，因此奉旨即行，观其《恭报起程日程摺》，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从此，曾国藩后期奏疏便日趋于老成练达。
    咸丰九年五月，清廷命曾国藩即日率部入川援剿。六月十八日，曾国藩致书湘系同党刘蓉，对此大发牢骚，说“毛羽不丰，岂足高飞”[5]（P1005），但同时所作之《复陈防蜀缓急摺》，则虚与委蛇，一方面托词所悉数进攻景德镇，行将得手，不当舍近图远，一方面又说即使遵谕前往上游，也只能驻扎宜昌。这种半推半拖的态度，便与从前一再抗命的强硬作风有了很大的不同。接着，他又费尽心思，想出绝妙主意，在六月二十二日上《调张运兰会剿宝庆片》：“窃思防蜀之行，原系防湖南之贼也，倘能于湖南协办痛歼，岂不事半功倍？现在大股贼围宝庆……臣拟檄调张运兰等一军四千人，先行驰赴宝庆，并力会剿……如贼果入川，再行酌量调齐萧启江、张运兰两军，督用处蜀防剿。”七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就入川之事第三次复奏，说江西虽已无贼，湘、粤、皖敌布在四境，不可全无守兵，其用意仍是为拖延赴川制造理由。九月十二日，他又乘安徽危急之机，制造借口，奏请回军援皖；十月十七日，他正式提出三路图皖之策，顺理成章地自任一路。为摆脱西上川蜀、客军虚寄、仰食于人、疲于奔命的厄运，曾国藩绞尽脑汗、与朝廷百计周旋，观此数月之奏，可谓以柔克刚。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侵略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飞诏外援，着曾国藩即令鲍超率部“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且预先叮嘱“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难”[8]（P1239）。曾国藩于八月二十六日接旨，竟然拖延十日之久，这才上奏了一件《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摺》：
    窃计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带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齐豫之饷，呼应较灵，集事较速……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这真是一篇妙不可言的杰作，处处暗藏机锋：始谓缓不济急，继称呼应不灵，三曰请旨择人，四曰尚未救北，先已失南。而摺谕路途往返之际，城下之盟果然已成定局，北上之事便这样不了了之。为了保存派系实力（鲍军为湘系头号劲旅，一经交由满族权贵胜保调遣，势必有去无回），为了占据战局优势（鄂皖战况看好，有望扩大战果，逐步致敌死命，夺取头功），曾国藩将民族情感放到了一边。不过，就事论事，这种绵里藏针的作奏手腕，确实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