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铨选机构。宋初，于吏部置流外铨，专门负责考试、附奏在京百司人吏[20]。关于流外铨的设置时间今已无从查考，南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一《兵部名存》中说："流外铨，不知自何时。"但可以肯定的是，以流外铨考校百司胥吏在唐朝已成定制。流外铨又称"小铨"，是相对于掌管文班考任的流内铨而言的。元丰改制正官名，流外铨之职掌多归刑部，由刑部都官掌管胥吏的名籍以及增减、出职等事，并依据条例录其功过，以决定展减磨勘年限[21]。都官下设磨勘、吏籍、配隶诸案。元佑四年，哲宗采纳大臣的建议，罢吏籍、配隶两案，原吏籍案所掌职事，"只合随处行遣。应出职而合入流，若补受军大将者，直达吏部都官。"[22]
    除流外铨、刑部外，各部门内的长官也要参与胥吏的选任工作。《宋史》云："凡流外补选，五省、御史台、九寺、五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省同试律三道，中者补正名，理劳考。三馆、秘阁楷书，皆本司试书札，中书复试，补受。"[23]
    2.铨选程序。宋代，中央百司胥吏的铨选制度在继承唐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铨选程序更加严密。
    据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九载：流外铨，"国朝掌考试附奏京百司吏人。每年十月，诸司牒到承阙姓名，年终申奏，至春、夏差官考试。"真宗咸平元年（998），诏"京百司，今后如额内阙人处，吏部每岁一次，于十月内晓示诸司，于见祗役私名入仕三年已上，依次牒送、比试、补填，叙理劳考。"[24]景德二年（1005），上封者言："京百司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已前于吏部纳文字足，本司申奏，差宫考试。比验书札、人材、刑名，引见，拣中与补正名，叙理劳考。窃闻多是吏部预前商量，传本抄写，转送入试。亦有怀挟律策，以此对义，侥幸纰缪，荐托而得叙劳常调，深可痛惜。欲望自今后只就尚书省考试。"从之[25]。从所引史料看，流外铨选的程序为：吏部每年十月公布正名阙额，应试吏人先由本司将申报材料奏送吏部，继于春、秋之际赴尚书省比试，试中者始补正名。整个过程极为严格，特别是皇帝"临轩黜陟"，说明统治者对吏员铨选的重视。
    北宋前期，每年参加比试的额外吏员有150余人，而试补名额只有二三十人，竞争非常激烈。为了防止胥吏怀挟传授，管理机构严格考场制度，实行锁院、巡搜、糊名之法，并规定应试吏要"口诵所对"[26]，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可能存在的作弊行为。当然，并非所有应试者都要经过"口诵"，"其自叙劳绩，臣僚为之陈请，特免口诵，谓之'优试'。"这又为缘请托者开了方便之门，"得优试者，率中选。"[27]到了仁宗明道元年（1032），遂取消优试之法[28]。原则上按照公平竞争的方法，以考试成绩的优劣来决定吏员的升罢。
    3.铨选标准。胥吏铨试的内容主要有人才、书札、刑名三项。人才指品行修养，曰"德"；书札指文字书写，曰"能"；刑名指各种法律条文，曰"法"。铨选机构将吏员的考试成绩分为优、次、中与不中四等，并据此来决定胥吏的迁补。如，景德二年（1005），臣僚建议：将应试胥吏中，"人材、书札、对义优者，与定名近上；若人材低次，书札、对义稍通者为次；或无此合格人，其间人材、对义、书札一事稍通亦与相度品量减（拣）选。若虽人材、对义、书札不通，或人材不中，对义纰缪，纵有书札，并不在试中之限。"这一建议得到宋仁宗的赞同与采纳[29]。
    唐代以书札、会计和实际工作能力来考核胥吏。而宋代则以人才、书札为重，强调胥吏的道德品质与书写能力。虽说"吏治文书，非习法令、熟成事，不能称其任。"[30]但在实际考核中，"刑名"一项往往被置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所试内容也多仅限于对法律条文的默诵与诠释。所谓"旧虽有试法而仅取笔札、人才。"这与唐朝有着很大的区别。反映出宋代统治者崇尚文治，不太讲求实效的特点。直到王安石变法，始将处理实际公务的能力作为考核胥吏的一项重要标准，这是王安石变法务实思想在铨选制度中的具体体现。于是，"吏莫不竞劝而知习法令矣。"[31]元佑尽废熙宁新法，罢胥吏试断案[32]。南宋以后，一遵熙宁旧制，但多只是流于形式。
    三、吏职迁补
    各级官府内的吏职都有高低不同的等级划分，而吏职的迁补直接关系到胥吏的仕途进迁。宋承前代之制，在胥吏的升转、迁补等方面已形成一套比较系统且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本节拟从迁补原则和迁补方式这两方面来探讨宋代胥吏的升迁规律。
    1.迁补原则。管理机构在吏职的迁补上，沿用文官选任中的磨勘法。所谓"磨勘"，是指中央有关机构对官员考察功过、审核资序，并由此决定官员升迁与否的一项制度。该法形成于宋真宗咸平年间[33]。宋代将考课与循资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磨勘法，同样适用于胥吏的升迁、转补，是吏职迁补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它既强调胥吏的能力与绩效，又不忽视其资历与年劳，然而，管理机构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考课与循资这两者的重视程度并不是绝对均衡的，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略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