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越国的建立过程中，钱镠逐渐确立了尊崇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为以后历任吴越国君主所遵循。为了对抗来自吴、南唐的军事压力，吴越国秉承唐、五代、宋中原诸朝的正朔，并团结吴、南唐周围的闽、楚等等小国。其中，尊崇中原是这一基本国策的基本内容。除中原王朝与南方诸国外，吴越国依靠其发达的海上交通，又与契丹、日本及朝鲜半岛诸国建立起政治关系；而且，自从吴国占有江西以后，吴越国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也被迫通过海上进行。吴越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这里不作详细论述，本文仅对吴越国与海外诸国的交往略作叙述，姑且称之为“海上外交”。
    一吴越国与契丹的政治关系
    吴越国是南方最早与契丹朝廷接触的国家。双方的官方往来，据《辽史·本纪》与《册府元龟》的记载，共有10条：
    （1）915年--[辽太祖九年]冬十月戊申……吴越王钱镠遣滕彦休来贡。[1]（卷一《太祖本纪》）
    （2）916年--[神册元年]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述吕。[1]（卷一《太祖本纪》）
    （3）918年--[神册三年]二月……梁遣使来聘，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1]（卷一《太祖本纪》）
    （4）920年--[神册五年]夏五月丙寅，吴越王复遣滕彦休贡犀角、珊瑚，授官以遣。[1]（卷二《太祖本纪》）
    （5）923年--[天赞二年]夏四月己酉，梁遣使来聘，吴越王遣使来贡。[1]（卷二《太祖本纪》）
    （6）932年--[天显七年]二月壬申，曳剌迪德使吴越还，吴越王遣使从，献宝器。复遣使持币往报之。[1]（卷三《太宗本纪》）
    （7）939年--[后晋天福四年]十一月戊子，契丹遣遥折来使[后晋]，因聘吴越。[2]（卷九八○《外臣部·通好》）
    （8）940年--会同三年春正月戊子，吴越王遣使来贡。……冬十月辛丑，遣剋郎使吴越，略姑使南唐。[1]（卷四《太宗本纪》）
    （9）941年--[会同四年冬十月]癸卯，吴越王遣使来贡。[1]（卷四《太宗本纪》）
    （10）943年--[会同六年]三月己卯朔，吴越王遣使来贡。[1]（卷四《太宗本纪》）
    仅就记载而言，吴越国向契丹遣使九次，契丹向吴越国遣使两次。吴越国向契丹遣使九次中，辽太祖九年（915）到天赞元年（923）约八年间遣使五次，从会同三年（940）到会同六年（943）约三年间遣使三次，而从天赞元年（923）到会同二年（939）近20年间，吴越国只向契丹派遣过一次使者，而且是在契丹首先派遣使者之后，吴越国才遣使跟着去了契丹。而在会同六年（943）之后到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灭亡的35年里，吴越国再也没有向契丹派遣过一次使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细加分析，我们会发现，吴越国与契丹的交往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受着中原五代王朝与契丹之间政治关系的制约。
    整个五代，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一直和战不停，而以朱梁及石敬瑭统治时期，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在五代初期，契丹与朱梁并不接壤，在他们之间，西有李克用，东有刘守光，构成一道缓冲的屏障，避免双方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在汴晋争霸中，耶律阿保机便站在朱梁政权一边，双方约定“共灭沙陀”，[3]（第18册，P8700）彼此使节往来不断。而朱梁之世正是吴越国与契丹往来最密切的时期，上列九次遣使，有五次是在这一时期。
    924年4月，李存勖称帝，10月灭梁。而在这年4月，吴越作为后梁的追随国，最后一次向契丹派遣使者；10月，钱镠“复修本朝职贡”，[3]（第19册，P8926）建立了对后唐的臣属关系。而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与契丹一直关系紧张，李存勖平定幽州之后，双方发生了直接的武装冲突，在朱、李争战河上之际，契丹曾派兵介入；李存勖称帝后，后唐内部爆发王都之乱，叛乱得到了契丹势力的支持。同时，后唐成为契丹内部政治斗争中失败者的避难场所，张希崇、东丹王先后逃奔洛阳。当然，契丹与后唐之间也曾互遣使节，又在边境地区设置互市，但总的来说，双方互相对峙，关系紧张。由于吴越国以尊奉中原王朝作为它的国策，在与契丹的关系上也惟中原王朝马首是瞻，一看后唐与契丹互相敌对，与契丹的关系便跟着疏远了。
    契丹与中原五代王朝的紧张关系到石敬瑭时才得以改变。石敬瑭在太原起兵反唐，建立后晋王朝，完全仰仗契丹人的武装支持，甚至他的帝位也是由耶律德光册立的。石敬瑭灭唐之后，立即向契丹奉表称臣，在契丹人面前处处曲意求全。石敬瑭建立后晋后，吴越国立即承认了他的宗主地位，它与契丹的关系也随之得到恢复发展，这就形成了吴越与契丹政治关系上的第二次蜜月期。据上列第九条引文，契丹使者遥折是先到后晋，然后因便访问吴越的。
    后晋天福七年（942），石敬瑭去世，石重贵继位，他向契丹告哀，称孙不称臣，契丹、后晋关系恶化。天福九年（944）正月，契丹发兵攻晋。从此以后，直到北宋真宗时签订澶渊之盟，契丹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战事一直连绵不断。吴越国在天福八年（943）契丹、后晋开始交恶的时候最后一次向契丹遣使朝贡，此后双方的官方交往便终止了。
    当吴越国与契丹开始疏远起来的时候，吴--南唐与契丹的关系却蓬勃发展起来，最终后来居上，超过了吴越。卞孝萱认为南唐与契丹既有贸易上的联系，又有政治上的勾结；在发展与契丹的关系上，它与吴越国之间存在着竞争，正是这种竞争，最后导致了吴越国与契丹关系的衰退。[4]似乎是契丹掌握了双方交往的主动权，因为有了南唐，最后便把吴越抛弃了。实际上，在双方的官方往来中，吴越国自始至终都处于主动地位，一方面，双方的往来主要是通过海上进行的，而吴越国的航海事业要比契丹发达得多；另一方面，吴越国在发展与契丹的关系上完全是以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关系的好恶为转移的，服从于其尊崇中原、连横诸藩、对抗淮南的战略大局。
    吴越国在与契丹的交往中，它的外交地位是如何确定的呢？卞孝萱说：“契丹与吴越、南唐的平等的外交关系，不同于后晋对契丹的臣属关系，所以吴越使者在契丹的遭遇，也就不同于后晋使者。”[4]他的依据是《辽史》卷三七《地理志》序中的一段话：
    [契丹]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
    实际上，卞氏在引用这段话时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辽史》的原文是这样的：“[契丹]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可见吴越与南唐一样，是“航海输贡”一类国家，并非契丹的兄弟之邦。想想也是，吴越对晋称臣，后晋对辽称臣，吴越怎么可能成为与契丹平起平坐的兄弟之邦呢？事实上，当时像后晋、契丹同时称臣的国家并非只有吴越一个。据《资治通鉴》，闽国遣使朝晋，使者被扣押，关入狱中。《通鉴考异》在讲到这件事时引用《洛中纪异》的话说：
    [王]昶既为朝命所责，乃遣使越海聘于契丹，即将籍没之物为贽。晋祖方卑辞以奉戎主，戎主降伪诏曰：“闽国礼物并付乔荣，放其使人还本国。”晋祖不敢拒之。既而昶又遣使于契丹求马，由沧、齐、淮甸路南去。自兹往复不一，时人无不愤惋。
    《考异》又说：“昶以天福四年闰七月被弑，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狱，昶安得知而告契丹！”认为这个记载并不可信。[3]（第19册，P9210）可能这事并不发生在王昶统治之时，但闽与契丹交往并向契丹称臣的事大概是有的。
    吴越向契丹称臣也可从其使用契丹年号得到证实。《十国春秋》卷八○《忠献王世家》按语谓：“钱塘大慈山甘露院牒称会同十年七月，有吴越国王押字，及镇东军节度使印文。盖是时吴越与契丹信（史）[使]不绝，故吴越奉其正朔，在诸州镇之先。其改而从汉，则在八月从汉制之后也。”卷末之论又说：“吴越甘露院牒之称会同十年也，在天福十二年七月，曷以不称开运与天福也？盖前此吴越与契丹通使，不一而足，至是既布诏州镇矣，而汉使未至，宁有不奉其正朔者？间读《福州双石祠记》有云：会同十年，以闽府承平，复封为安境侯。时福州新附吴越，故亦称会同也。”[5]会同十年是公元947年，这年正月，契丹灭晋，耶律氏入主中原，北方局势一片混乱，僻处浙江的钱弘佐当然不会料到契丹在中原的统治不能持久，刘知远会取而代之。根据它的一贯国策，谁主中原，我就奉谁的正朔，因而使用辽朝年号，实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