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越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
    吴越国与日本交往事，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已作了详尽的论述，下面就依据他的研究成果概叙如下。[12]（P222-236）
    唐朝是中日交通史上的一个高峰，既有官方的遣唐使，又有民间的僧人、学者和商人。当时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非常高涨，在政治与文化的交往中绝大多数是他们采取主动。但在经济交流中采取主动的常常是中国人。这样就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来中国的日本人大多是官员、僧人和学生，而去日本的中国人大多是商人。日本自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后，双方的官方往来完全终止了。此后来华的僧人和学生也逐渐减少，日本进入了它外交上的保守时代。尽管如此，双方在经济上的交往并没有终止，大量的中国商人仍然不断前去日本。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曾对五代时双方的交往作过两个统计表：《五代时期中日间船舶往来一览表》和《五代时入华僧一览表》。从中可以发现当时中日交往有两个特点：第一，当时中日交往绝大部分是日本与吴越国的交往；第二，双方的交往大部分是纯商业往来，即使政府间的往来也是通过商人进行的。在官方的交往中，日本对发展中日关系已不再象唐时那样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是吴越国首先派遣使者到日本，出于礼尚往来，日本才派使回访。日本方面的消极态度也可从日本大臣给吴越王的书信中反映出来。村上天历元年（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蒋衮以吴越国使者的身分出使日本，日本方面以左大臣藤原实赖的名义回信，信是由大江朝纲写的，内容如下：
    蒋衮再至，枉一札，开封捧读，感佩骇怀。笔语重叠，不异面展，幸甚幸甚。衮等逆旅之间，聊加慰问，边城程远，恐有疏略，今交关巳毕，归帆初飞。秋气凉，伏帷大王动用兼胜，即此其祖遣。又所惠土宜，有惮容纳，既恐交于境外，何留物于掌中。然而远志难拒，忍而依领。别赠答信，到宜收纳。生涯阻海，云涛几里，南翔北向，难付寒温于秋鸿；东出西流，只寄瞻望于晓月。抑去四月中，职升左相府，今见封题，仕未转前，左右之间，愿勿迟疑。勒衮等还，不宣谨言。（注：《本朝文粹》卷六《为清慎公报吴越王书加沙金送文》，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8页。）
    又，村上天历七年（周太祖广顺三年，953），蒋承勋出使日本，日本右大臣藤原师辅复信。信由菅原文时起草，内容如下：
    蒋承勋来，托传花札，苍波万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欢畅集怀。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然而志绪或织丛竹之色，德馨或引沈檀之熏，受之则虽忘玉条，辞之恐谓嫌兰契，强以容纳，盖只感君子亲仁之义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以小为遗，到愿检领。秋初，伏惟动履清胜，空望落日，常繇私恋而已。勒承勋还，书不尽言。谨状。（注：《本朝文粹》卷七《为右丞相赠大唐吴越公书状》，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8-229页。）
    似乎预先统一了口径似的，每次吴越国王遣使来，都以大臣之交不出国境作为借口，对发展官方交往持消极的态度。日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国内乱，日本不想介入大陆的内部冲突。不仅是对吴越，由于其时朝鲜半岛也正处在内战时期，因此在对与朝鲜半岛的官方交往中也持同样的态度。如据《本朝文粹》卷一二《大宰府答新罗返牒》，甄萱曾要求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遭到了拒绝。[13]（P886）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吴越国在与日本的交往中完全处于下风，与它同东北亚四国的交往截然不同。第一，吴越国与百济、高丽交往时，交往的对象是它们的国王；而与日本交往时，交往的对象是它的左右大臣。第二，吴越国在与百济、高丽交往时以宗主国自居，直接对其国王发布诏令，称王建、甄萱为“卿”；而对日本的左右大臣，则不用诏书，而是用一般的书信。吴越国王给日方的书信现在已经佚失，但从日本左右大臣的回信中“私交”、“兰契”之类的言辞中可以看出，双方完全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这样，吴越国王比日本天皇就低了一等，成为对方的臣属。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受大陆威胁较少，在对中国的交往中有很强的平等自主意识。这一点在与唐朝的外交中也处处表现出来。[12]（P99-101）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吴越在外交上的务实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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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金富轼。三国史记[M].汉城：乙酉文化社，1993.
    [9]钱俨。吴越备史[M].四部丛刊续编本。
    [10]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1]吴振华。杭州古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12]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3]井上光直，児玉幸多，大久保利谦。原始·古代[A].日本历史大系[M].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