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吴越国与朝鲜半岛诸国的政治关系
    在强大的唐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时候，它的东邻新罗，国内局势一样动荡不安；当中国步入五代十国的时候，朝鲜半岛也进入战乱不息的后三国时代。唐景福元年（892），甄萱据武珍州起兵，两年后弓裔也自称将军，与衰迈的新罗形成鼎足之势。光化三年（900），甄萱定都完山，称后百济王。唐天复四年（904），弓裔建国摩震，建元武k22l507.jpg，定都铁圆，后梁开平五年（911）改国号为泰封，改元永德万岁。梁贞明四年（918），部将王建发动政变，逐弓裔自立，建国高丽，此即为后高句丽。王建于后唐清泰三年（935）吞并新罗，再一年攻灭甄萱之子神剑，统一三韩。
    唐末，中国与朝鲜半岛都陷于内乱，双方都有一些文士去对方国家逃避战乱，见于记载者有：
    [太祖二年]九月癸未，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来投。[6]（卷一《太祖世家》）
    [太祖六年夏六月]癸巳，吴越国文士朴岩来投。[6]（卷一《太祖世家》）
    户部尚书张延祐卒。新罗末，父儒避乱吴越，习华语而还。[7]（卷三显宗七年十一月条）
    三国之中，后百济与吴越国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地处朝鲜半岛的西南部，自唐以来一直是与中国进行海上交往的前沿。唐朝征服朝鲜半岛，即是依靠水上力量从征服百济开始的。到唐朝后期，从长江流域到百济的海上交通蓬勃发展起来。吴越国与百济政府间的往来，见于史籍记载的亦有不少：
    唐昭宗景福元年，是新罗真圣王在位六年……[甄萱]遂自称后百济王，设官分职。是唐光化三年，新罗孝恭王四年也。遣使朝吴越，（忠懿）[武肃]王报聘，仍加检校大保，余如故。[8]（卷五○《甄萱传》）
    [开平三年，王建]以舟师次于光州盐海县，获萱遣入吴越船而还。[6]（卷一《太祖世家》）
    ……贞明四年……秋八月，[甄萱]又遣使入吴越进马，（忠懿）[武肃]王报聘，加授中大夫，余如故。[8]（卷五○《甄萱传》）
    [长兴]四年……夏四月，淮南伪客省使许確，百济国太仆卿李仁旭，各来祭我先王。[9]（卷二）
    甄萱遣使吴越，不仅带有“进马”之类贸易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后三国的战争主要在新兴军阀后高句丽与后百济之间展开，后百济与新罗之间也是小战不断，而高丽与新罗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同盟关系。为了对付弓裔、王建与新罗王室，甄萱迫切需要在此之外寻找政治上的支持。
    据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五○《甄萱传》：
    故[天成二年]十二月日寄书太祖曰：……然以前月七日，吴越国使班尚书至，传王召旨：“知卿与高丽久通欢好，共契邻盟，比因质子之两亡，遂失和亲之旧好，互倾疆境，不戢干戈，今专发使臣，赴卿本道，又移文高丽，宜各相亲比，永孚于休。”仆义笃尊王，情深事大，及闻诏谕，即欲祗承，恒虑足下欲罢不能，困而犹斗，今录诏书寄呈，请留心详悉。……三年正月，太祖答曰：伏奉吴越国通和使班尚书所传诏书一道……况承吴越王殿下德洽包荒，仁深字小，特出纶于丹禁，谕戢难于青丘，既奉训谋，敢不尊奉。若足下祗承睿旨，悉戢凶机，不惟副上国之仁恩，抑可绍海东之绝绪，若不过而能改，其如悔不可追。
    可见吴越国还曾为百济、高丽两国进行调停。事情发生的背景是这一年甄萱攻陷了新罗的首都，导致王建兴兵讨伐，甄萱在战争中处于劣势，被迫求和。钱镠出面调停，大概就是经他请求的。从钱镠把颁给高丽、百济的文书称为诏书，在诏书中称甄萱为卿，以及甄萱、王建在提及吴越国时极其恭顺的语气来看，在双方的外交地位上，吴越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当时中国陷于分裂，在与“外夷”的交往中各行其是，缺少一个公认的中央政权；占据中原的五代王朝最有力量担当起这个角色，但它内部纷乱不已，与外邦的交往相对减少，甚至中断了。作为海洋之国的吴越国地处与他们进行来往的前沿，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便代表中国大陆在“外夷”面前扮演起宗主国的角色。《旧五代史》说钱镠“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10]（卷一三三《钱镠传》，P1768）钱镠调停高丽、百济两国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记载。从中也可知道，不仅高丽、百济，还有新罗、渤海，东北亚四国同时向吴越称臣，受吴越册封。
    值得注意的是，甄萱在危难时刻，并没有向更具正统色彩的后唐王朝请求援助，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吴越身上。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百济地处半岛西南，与吴越有海上联系的通道，双方在传统上关系更为密切；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当时东北亚特定的政治局势。五代初期，朱梁与契丹为一方，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另一方，构成东亚地区的两大势力集团。10世纪20年代初，发生了两件大事：923年，后唐灭梁；924年，契丹灭渤海。李存勖灭梁后，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的核心便演变成为后唐与契丹的对峙。契丹吞并渤海之后，与高丽直接接壤，彼此之间失去了一道缓冲的屏障；加上大量渤海人流入高丽，双方关系骤然紧张。从《辽史·本纪》可以看出，在契丹吞并渤海之前，高丽曾多次遣使进贡，但在渤海之役以后，这种使节的往来便骤然终止了。另一方面，从现有的记载可知，高丽和它的同盟国新罗从来没有向朱梁王朝派遣过使者，但在后唐灭梁之后，他们却频频遣使洛阳。他的用意非常明显，是想借助中原王朝的力量来牵制契丹。这样，在契丹、后唐争衡中，高丽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后唐一边。甄萱既然是高丽的敌人，便只能以契丹为友，以后唐为敌。甄萱与后唐、契丹的关系见于《三国史记》卷50《甄萱传》：
    同光……三年……十二月……遣使入后唐称蕃，唐策授检校大尉兼侍中判百济事，侬前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海东四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天成二年……冬十月……太祖以精骑五千，要萱于公山下大战，太祖将金乐、崇谦死之，诸军败北，太祖仅以身免，萱乘胜取大木郡。契丹使娑姑麻咄等三十五人来聘，萱差将军崔坚、伴送麻咄等航海北行，遇风至唐登州，悉被戮死。
    这里讲到了两件事，一是甄萱向后唐遣使，一是甄萱部将被后唐杀死。
    甄萱向后唐遣使在同光三年（925）十二月，这是见之于史籍的惟一的一次。当时他与王建互遣质子，正在休战，又值契丹灭渤海之后不久，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尚未稳固，为了防止后唐趁虚偷袭，天成元年（926）正月，亦派梅老鞋里前往洛阳修好。[3]（第19册，P8956）其事距甄萱遣使朝唐，相间不过一月。而后唐此时恰又迭经变故，明宗上台未久，国内局势不稳，也乐得讲和。此为后百济与后唐一度友好相处的背景。
    甄萱部将被杀则在天成二年（927）十月，距他遣使后唐已将近两年，其间东北亚的政治局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甄萱与王建重开战火；契丹、后唐关系也重新趋于紧张，契丹大将张崇与卢文进先后叛奔后唐。我们从甄萱派人护送契丹使者，可以看出双方关系是何等亲密；及至他们被风漂到后唐被杀，可见甄萱与后唐的关系又是何等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会再向后唐求助呢？
    而吴越原来是朱梁和契丹的盟友，梁亡之后，又转而向后唐称臣，但它与后唐的关系并不象与后梁那样密切，它与契丹的交往也没有完全中断，况且它当时已与淮南讲和，因此在丹、唐争衡中并不象王建、甄萱那样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超然两者的政治分野之外，最适合担当调停人的角色。从上文的叙述中可知，吴越国不但与甄萱，而且与王建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可惜的是，这次通和任务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完成得十分圆满，化干戈为玉帛，使朝鲜半岛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11]（P69）事实上，甄、王之间一直杀伐不已，要不然，王建也不会统一朝鲜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