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会员的成份来看，一般来说，教门与会党的社会构成成份是不尽相同的。教门的基本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当然，有的成员也受地区和行业的影响，他们大都具有较为稳定的职业；而会党的基本群众主要则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包括游民、挑夫、佣工、兵勇、小商贩、江湖郎中、测字算命者等等。金钱会的会众是两者兼而有之。其中农民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史料记载：1861年5月24日，金钱会众“将起事，潜入瑞城，城中入会者约作内应，平阳坑某日有谢秀球者进而言曰：‘方今时际孟夏，早晚禾均未登场，况众兄弟皆务农为业，若此时举事，大妨农工，粮食何从而来，不如待秋后冬前，农事既毕，正用武之候，且到处可以劫粮’。启纳其言，于是中止，杀牛羊祭天地而已。”[5]赵启之所以采纳谢秀球的建议，农忙时中止起义，就是因为考虑到会众中农民占多数，“皆务农为业”、“早晚禾均未登场”的缘故，除农民以外，也还有不少的游民、挑夫、佣工、遣散兵勇等无业游民亦列名其中，此外，“武则官弁、兵丁；文则胥吏、差役，僧尼亦多附之”[5]，甚至有不少小地主、“商贾、富民”等为自身利益计，也纷纷加入，“无赖子弟归者亦众，有家财而无势力者亦多归之”[5]。因此，金钱会会众的构成成份比较复杂，尽管如此，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白莲教徒，一类是以无业游民为主体的天地会众。
    复次，从入会凭证来看，金钱会员每人均“挂腰牌”，作为会员凭证，腰牌为“一布条，上印连环合同二字，内图方胜钱帖，且列天地八卦名号”。此腰牌既列天、地二字，又列八卦名号，可见是天地会与八卦教相融合的产物。金钱会众在不同时期，其凭证图案略有不同：成立之初，借用现成的康熙钱文，“将满字向内，上下钉以二口（铉）系以辫绶，藏在衣襟”，作为凭证。随着人数的急增，他们开始用铜自制凭证，“平邑北门有岁贡生姓程名杰，年七十，两目失明，善弄刀笔，往依赵启，取钱三千，用铜铸面，注‘金钱义记’四字，金字用入字不用人字，以作记号”[5]，背面则刻有“天”字、“地”字，或刻有八卦中之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字样。金钱会会势日张，朝野震动，平阳县令翟惟本惧祸及己，企图用“招抚”的办法控制金钱会。适有赵启部属程杰“胞侄在营充当百总，造假米票坏事，平阳知县翟惟本捕之不得，有老胥向翟私语曰：‘欲捉此人，非启不可。’启与杰正有口角，招使之，何患不到案”。于是，翟“使人招启，启即发土匪三千人烧毁杰屋，立缚杰侄到案”。翟令大喜，“并犒以牛酒”[5]。这件事一时缓解了金钱会与地方官吏之间的冲突。1861年3月，县令翟惟本派人到钱仓与赵启联系，以“金钱”二字“适与金乡、钱仓地名合，再三劝改为义团”[9]；而赵启也想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赢得金钱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便接受翟令的建议，“改名团练”，在乎阳城南竖起“金钱义记”的大旗，在浙南各地独立自主地建立金钱会组织。于是，在入会信钱背面又铸有“团练”字样。起义军失败后，不少人逃到天台山，谋求发展，金钱面文上又刻有“金钱罗汉”、背面刻有“天台名山”等字样。金钱会入会凭证即信钱的图式变化是金钱会从事反清斗争发展的曲折反映，从中亦可以窥见金钱会亦教亦会的性质。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金钱会信钱共有六种：其中金钱面文为“金钱义记”四字者凡五种，金钱面文为“金钱罗汉”四字者仅一种。而面文为“金钱义记”四字五种信钱中，背面有“天”字、“地”字、“离”字、“震”字各一种，背面无字者一种；面文为“金钱罗汉”者，背面有“天台名山”四字。据赵之谦解释：金钱面文为“金钱义记”四字的信钱，背文为两方胜，无字；还有背文两方胜之上加铸“天”字、“地”字的信钱各一种，以表示其为天地会。此外，还有两种，一种背文两方胜之上加铸“离”字，其形状较其他信钱稍大；另一种背文无方胜，但有“震忠团练”字样，此种信钱正面“金钱义记”的“金”字从“入”不从“人”，钱形大小与背刻“天”字、“地”字及无字等钱相同，背文上“震”、下“忠”、左“团”、右“练”，合读之为“震忠团练”，为篆书，这是与其他信钱不同的。此处“离”字和“震”字确属势文，其他“乾”、“坤”、“坎”、“艮”、“巽”、“兑”等字应该都是有的，只是没有发现而已。这说明，赵启等人组织金钱会的时候，所铸“金钱义记”信钱背面的八卦文，就是八人的记号，或者是八人中某股所用，肯定是作为入会凭证用的信钱，与市场上流通的公用钱币不是一码事。如前所述，“团练”本来是地主武装，金钱会之所以举办“团练”有两方面的原因：清朝官方想通过“招抚”利用他们，把他们变为团练，可以化敌为友，为己所用；而从金钱会众一方而言，其活动尚处于隐蔽阶段，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要想谋求发展，就只好借改编团练的机会公开扩张势力，俟羽翼丰满，再揭竿起事。金钱会举办团练，并非真情实意，信钱背面改铸“震忠团练”字样，主要是借以安定官方，起意至为深刻。那么另外一种信钱正面为什么铸有“金钱罗汉”而背面又刻有“天台名山”字样呢？“罗汉”本为佛教语，梵文的音译；佛教称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烦恼的僧人为“罗汉”。此外，赵启在金钱会创立的后一阶段，打过不少败仗，特别是清军攻破温州城以后，深感众寡悬殊，力不从心，借助白莲教中的八卦教作掩护，曾“伪言江西坤、兑字号将至，从者需先剃发，名为“罗汉阵”，然而这种“罗汉阵”会众虽然表现得英勇、顽强，但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还是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被杀者千余人，均是和尚一般。”[6]赵启所部余众逃到天台山寺院隐蔽下来，仍然没有忘却“罗汉阵”上“被杀者千余人”的深仇大恨，为谋求新的发展，于是便在天台山重新铸造金钱作为入会凭证，“金钱”代表原来的金钱会，罗汉代表赵启的余众，并非寺院中供奉的“罗汉菩萨”，这是此种信钱正面刻有“金钱罗汉”真实原因，反映出金钱会受白莲教影响之深。而另一方面，会党是以开山立堂发展其组织的，天地会系统一般称“山堂”，名山即指山堂而言，不同地方的会党相见，往往信口便问你从哪处名山来，名山系指来的地方，此钱背面刻有“天台名山”四字，就是指天台一带地方的山堂，所以，背面刻有“天台名山”的“金钱罗汉”信钱定为天台山金钱会所铸似无疑义。由此看来，这部分金钱会余众受会党的影响同样也是很深的。同一枚金钱会凭证，正面刻“金钱罗汉”，体现了白莲教中八卦教的影响；背面刻“天台名山”体现了天地会的影响，再恰当不过地体现了金钱会亦教亦会的性质。
    最后，从结社宗旨看，中国近代秘密社会中无论属于会党系统还是教门系统，都有明确的结社宗旨，无宗旨的结社似乎是不存在的。有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有的政治斗争观念比较强烈；有的以追求经济上的互助、互帮，解决眼前的衣食困难为主旨；有的以求得彼岸世界的幸福为依归；有的欲练武以防身自卫；有的想求神仙祛病健身；有的以追求平等、平均为理想；有的则以猎取教主或会首头衔享尊荣。那么，金钱会的结社宗旨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结合金钱会的斗争实践进行具体分析。金钱会成立之初，平阳县知县翟惟本深虑金钱会的发展、威胁自己的统治，极力“招抚”，“再三劝改义团”；金钱会为谋求自身的发展，取得合法地位，遂以举办“团练”为名，公开招人入会。为取得县令及地方官的信任，曾一度发布誓词，其文曰：“上则尽心报国，下则守法保身；倘群贼未临，备用则依然乡勇；如长毛猝至，整威则无异虎臣。”[8]从表面看来，他们成立金钱会的目的，一是为了“尽心报国”；二是为了“守法保身”。如果以太平天国为首的“群贼未临”，他们则以“乡勇”“备用”；如果太平军“猝至”，“整威”则无异于朝廷的“虎臣”，摆出与太平军对抗的架势，俨然就是地主武装团练。其立会宗旨似无反清色彩。这当然不会引起地方官吏的干涉。另外，从最初的《金钱会义贴》十条分析，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义贴全文如下：“一、敦孝悌，出入不可不严；二、尚忠信，言行不可不饬；三、完国课，毋使暮夜追呼；四、定纲常，毋致横行乖节：五、重慈敬，毋欺老幼尊卑；六、矜体恤，毋凌鳏寡孤独；七、尊朝廷法例，毋许恃众以暴寡；八、饬庭帏伦纪，毋许枉己以正人；九、安名分，贤读愚耕，毋失其常；十、明时势，履顺处变，毋乖其守。”[10]义贴强调“定纲常”、“安名分”、“尊朝廷法例”、“饬庭帏伦纪”等等，与誓词如出一辙。金钱会正是在这种“合法”的外衣下，秘密发展自己的组织的。但是，随着金钱会势力的扩展，越来越引起了地方官吏及豪绅的恐惧和嫉恨。“羽翼既成，叛志愈决，武则官弁兵丁，文则胥吏差役，僧尼亦多附之”[12]。以广西学政孙锵鸣为头目的浙南地主豪绅，极力反对翟令承认金钱会为“义团”而合法存在，孙一方面多次亲赴温州向道、府告状，并致书浙江巡抚王有龄，要求派兵镇压；另一方面，孙又借奉旨在籍举办团练的机会，成立“浙南团练总局”，亲自组织和扩充地主团练，企图以此消灭金钱会众。按照“浙南团练总局”的规定：“村各为团，人执义团白布一方以为号”[5]，故又称“白布会”。因此，摆在金钱会众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粉碎“白布会”的猖狂进攻。从1861年8月2日至9月24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金钱会组织和发动了摧毁“白布会”的三次大的战役，即袭击陈家大院、歼灭温氏团练、铲除孙家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