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运与存留是明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反映了明代财政支出的两大方面。鉴于以往有关研究比较薄弱，笔者谨就所经见的材料作如下探讨。
    一、明代的起运
    明代的起运是指各司、府、州、县等按中央的指派定期定额将赋税运至中央及九边的仓库。（万历）《明会典·户部十三·起运》云"起运京、边，各有定数"；《续文献通考·国用考一》也提到"起运京、边粮料"。说明起运包括中央和九边两项。
    起运中央的赋税主要储存于五类仓库，即户部太仓、皇帝御用库、运河沿岸的中转库、北京户部以外诸部寺仓库以及南京仓库。
    户部太仓是明朝国库，包括粮库和银库两部分。
    太仓粮库位于北京和通州两地，建于永乐时期，宣德时加以扩建。太仓粮库一般称京仓、通仓，有时也统名太仓，所谓"京师积储，全在太仓"[1]。隆庆时大学士赵贞吉称"太仓银、米多为权门月课"。明人朱健在其《古今治平略》中也将"太仓"与"漕粮"联系起来，都视京、通二仓为太仓[2]。
    太仓粮库规模很大，如正德、嘉靖时通州"仓厫不下七百余座"[3]。京、通仓起初以户部员外郎或主事等经理，宣德五年（1430年）以后，以户部尚书或侍郎总督仓场成为定制。除户部官员外，还遣监察御史巡视诸仓。正统以后，一度于京、通各设监督太监三员，其上设总提督太监一员，至嘉靖时尽数裁革。可见太仓粮库长期以侍郎总督，以本部员外郎、主事分理，再辅以御史巡察[4]。
    太仓粮库用以储存夏税、秋粮中的漕粮。明朝每年指派湖广、山东、河南、江西、南京等地将一部分税粮沿运河军运至京，称漕粮。其总额起初并不固定，永乐十六年（1418年）为460万石，宣德八年（1433年）500余万石，正统二年（1458年）450万石，景泰三年（1452年）423万石，天顺四年（1460年）435万石。至成化八年（1472年）始定为400万石，遂为成例[5]。其中，兑运（运军长运至京、通）米330万石，改兑（由支运改为兑运）米70万石[6]。由于灾害、战争、漂流等原因400万石常不足额。嘉靖时期，以蓟镇乏饷，挖运30万石，所以实际岁入不足370万石。隆庆元年（1567年）实入太仓364.8737万石，万历三十年（1602年）仅138万余石，崇祯时期实入京、通仓200余万石[7]。呈明显下降趋势。成化八年以前多超过400万石，成化八年以后虽减为400万石，但仍不能保证原额，若依上述四项数字统计，平均足额率为67%。
    漕粮在京、通两仓的分配时有不同。永乐时2/3上纳京仓，1/3上纳通仓；宣德时4/10上纳京仓，6/10上纳通仓[8]。太仓粮库存储颇多，嘉靖时有七八年之积，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库存达1518.54余万石，此后库存减少[9]。不过明中后期财政危机在太仓粮库的表现要比银库为轻。
    太仓粮库主要供给京营官兵月粮。隆庆时都给事中陆树德言："夫东南财富之来，有军运，有民运。军运以充六军之储，民运以供百官之禄。"[10]万历三十年漕粮缺额，总督仓场侍郎赵世卿急呼："太仓入不当出，计二年后六军万姓将待新漕举炊。"[11]太仓粮库虽以供给京营军饷为主，但在嘉靖四十二年以后也专设禄米仓（属太仓粮库）以发放百官俸粮[12]。
    太仓银库，正统七年（1442）设于北京，一般称太仓（狭义太仓专指银库），有时也称太仓银库。该库收入项目，《罪惟录·贡赋志》于苏州府下所列达十三项，《明史·食货志三》载有八项。综合两书并参照其它材料，太仓银库的收入主要包括以下诸项：
    夏税、秋粮折银。田赋起运部分除解往京、边粮米等外，以剩余的一部分折银解入太仓。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解入太仓夏税折银12.1万两，秋粮33.96万两。崇祯二年（1629年）田赋银169.2万两[13]。
    盐课折银。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奏请之前，绝大部分盐引派往九边开中，小部分扣解太仓。弘治五年以后由于改变成法，使太仓盐课折银不断增加，而开中法也更加败坏。嘉靖初年后"稍复开中"，此后盐课主要分为解京、派边两大项。明朝先后起解太仓盐课折银总数，弘治二年20余万两，正德初年同。嘉靖以后因余盐并入正课，至隆庆初增至103万两，崇祯二年110.3万两[14]。田赋与盐课并为太仓两大收入。
    户口盐钞。与盐课同属盐税，盐课折银向商人征收，商人买引的价格（引价）便包含了税款[15]；户口盐钞为消费税，向居民征收。明初行盐系商人将盐从盐场运到各地，官府收盐再卖给各户军民，所以户口盐钞实为买盐之价格。正统时期允许商人直接卖盐于各户，同时减少户口盐钞。这样户口盐钞便成了税钞（后改钞折银），所谓"盐实未支而纳银则如故"[16]。嘉靖二十八年太仓岁入盐钞银4.5万两，万历六年（1578年）湖广、浙江、福建三省岁入太仓盐钞银共2万余两[17]。一条鞭法实行后户口盐钞并入田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