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版）的面世，使“佶屈聱牙”的《尚书》得以通读，西周社会实行种族奴隶制的旧论便发生动摇，因为其中《酒诰》、《多方》、《多士》等篇反映了周初对于亡殷遗民实行的是安抚、笼络与镇压、征服相结合的恩威并用政策。近年来，随着西周史研究的深入，许倬云的《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12月版）、郭克煜等所著《鲁国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同时出版，去年末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问世，三部权威著作的研究结论都是对种族奴隶制的否定，但都未明确指出。今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殷周二族同根于帝喾
        按照西周种族奴隶制旧论，经过武王翦商、周公东征，殷族及殷朝的方国、部落旧属种族性地沦为西周新贵的奴隶，周室唯出于“灭国而不绝其祀”的格外开恩，武庚、微子方先后受封，此为特例。
        考察三代历史，殷周两族都不曾成为种族奴隶：
        据《世本·帝系》（张澍稡集补注本），殷、周与帝挚、帝尧四族同根：“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铎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下妃诹訾氏之女，曰常仪，生挚。”挚，即继帝喾朝之后的帝挚，称帝9年而被尧取而代之。契为商祖，后稷为周祖，二祖同为帝喾之后，至唐、虞时期契、稷之后仍世袭祖职，所以仍以契、稷为称。契职为主掌贞卜契刻，稷主掌五谷稼穑，至禹治水，契、稷奉命协助；至太甲失国，契、稷方失职离朝。契、稷二族同出于帝喾，其君历唐、虞、夏初曾同朝为官。在殷、周君长各自的心目中两族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尚书》中的《康诰》载姬旦称“用肇造我区夏”。区夏，--小夏，借为周国的代称。以“区夏”作为代称，证明夏朝时周国、周族的社会地位甚高，视夏为己。商代武丁之后，周为西方诸侯之长。周朝建立之初，周室仍尊称殷为“大邦殷”，自称“小邦周”。《大诰》载姬旦称“兴我小邦周。”《召诰》载姬旦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康诰》载姬旦叮嘱康叔就封后“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要求康叔到亡殷故土后广求殷朝昔时圣明帝王的治国之道，用以治民，宣称我们应充分思考殷代圣明帝王的政德。武王翦商，但在周室统治集团的心目中殷族并未变为失去人权的天黜奴隶种族，他们认为殷族有其往日的政治辉煌，周朝建立之后，殷民并未因殷亡而变为与牲畜等同的会讲话的奴隶种群。
        或谓上引《世本》史料当归于传说之类，不可作为信史。这种认识已为今日神话传说研究所否定。笔者在《三皇五帝史断代》（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二编中对神话传说已详加研究，结论是每个时代的信史撰著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神话传说性，因为任何认识都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加工与思维改造，神话传说是以当时的时代思维方式反映、认识、传述的信史。希罗多德根据自己走访民间，将神话性传说材料撰成《希波战争史》，简称“历史”。此书每卷都以女神缪司的一个名字命名，内容撰述既不是按年月顺序编写，不属编年史，也不是以人物为中心而撰著的纪传体，而是以故事为中心的叙述故事集；之所以如此，是因他没有任何国家档案或别的文献资料可供参考，仅是其个人走访民间的口述辑录。希罗多德因此书之撰而被西方史学界推崇为“历史之父”，至今此书在西方仍被认为“它是一部历史，同时又是一部能给读者以美好享受的文学读物”。（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引文见《出版说明》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指出：“以往的历史始终为口头传说和文字记述所相传”（第1页）；“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第6页）上述据以论定殷周二族同源的史料完全可信。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由此可知，商以玄鸟为图腾。《国语·周语上》：“周之兴，鸑鷟鸣于岐山。”鸑鷟即凤，凤鸣岐山为周兴之兆，可知凤鸟是周族图腾。玄鸟与鸑鷟同属神鸟。商周二族一源。在殷代，周族不是殷朝的种族奴隶群；周朝，微子封宋，入周为客，微子族群不为种族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