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戎夷方国为王室诸侯而非奴隶种族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这些受封之国的君臣庶民都不是西周王朝的奴隶。杨宽在《西周史》中写道：“封在今山东的还有风姓诸侯，如任（今济宁东南）、宿（今东平以东）等，嬴姓诸侯如郯（今郯城北），该是土著部族因顺从周朝而受封的。”（第580页）这些方国也非奴隶。
        西周实行畿服制。《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卿士祭公谋父谏阻讨伐犬戎时说道：“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作为天子直辖区的王畿称为甸服，“甸”即“田”，意为代天子耕种。畿内诸侯政治地位高，同时对天子所尽义务也重。畿外地区称为侯服。“侯”通“候”，义为斥候，候服，义为为天子警卫备敌。畿外诸侯按其距王畿远近而向天子承担轻重不同的义务，从而与王室的关系疏密也随之不同。据祭公谋父之言，西周甸服中的畿内诸侯供奉天子每日四次上食父祖的祭品，侯服诸侯供献天子每月朔望祭祀曾、高祖父的祭品，宾服诸侯供纳天子每季首月祭祀二桃的祭品，要服进贡天子年终宗庙大祭的祭品。荒服因为距离遥远，只须在天子登基时来京朝见，以示天下一统，以示承认天子为天下共主的至高地位。大毕、伯士为犬戎的两位君主，确实按照“荒服者王”的周制在穆王即位时来镐京朝贡。即使蛮夷戎狄之国，与王室关系较疏，但也并非奴隶种群。
        《国语·周语中》记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593年）晋正卿随会聘周时定王所发宴飨之论。其中提到戎狄朝王时的接待：“且唯戎狄则有体荐……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使舌人体委与之。”《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子产之言：“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位尊贡重，周之制也。”此语堂堂正正，有典可据，所以没有引起与盟诸侯的异议，晋理屈而从。他所论“轻重以列，位尊贡重”的西周“班贡”之制与上述祭公谋父所述畿服制相同。周定王之论证明戎狄之国为王室远服诸侯。周代畿服制可信。
        戎、狄、夷、蛮叛而复降，对于确信其不会再叛而实力尚存的方国之君，王室也例封子爵，地位等同于楚；既为一统海内的诸侯，则一律论功行赏。楚与周初时关系虽密，但楚未参加代殷翦纣之役，所以周初封为子爵。西周时的录国，立国安徽六安，为群舒之一。周成王时的大保簋铭记有成王下令太保征讨叛舒录国：“王伐录子圣”，“王降征令于太保。”再据周穆王时的录伯簋铭，录被征服后，受封子爵，“乃祖考有爵于周邦，右辟四方”；后又因“淮夷敢伐内国，女以成师氏戍于师。”录君因功而由子爵升为伯爵。
        对于夷蛮戎狄的子爵封国，王室在统一巩固、兵力强盛之际就会超越畿服制的规定而向其加重征收贡赋与兵员。兮甲盘铭：“王令甲政（征）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贮，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刑、扑伐。”司，主持，负责。“成周四方积”，成周向四方征收贡赋。帛，币；“帛贿人”，被征收财币之人。“次”，军队营地。“市”，“司市”的简称，掌管王室市场的官吏。《尉缭子·武议》：“夫市也者，百货之官也。”《礼记·王制》：“命市纳贾。”郑玄注：“市，典市者。”甲，即兮甲，字伯吉父，周宣王时的重臣尹吉甫；“尹”，义为主政之官，太师太保等重职方可称“尹”。上引兮甲盘铬的意思是：宣王令尹吉甫主掌王室向包括南方及淮夷诸国在内的四方诸侯征收粮食，并且指出：淮夷本是向我贡献币帛、财物、兵员的方国，不敢不按政令贡纳；所征人役送至兵营，粮食送至市朝。如不执行政令，则予以兴师讨伐。有的将“进入”于“次”释为向军营提供劳役。军营中劳役不多，不需另征人役担负。亡殷旧贵既然可以充任周军将士，淮夷也可入伍王师。
        西周社会的奴隶数目不少。这些奴隶来自战俘，并非强征自已经臣服的戎狄方国。《尚书·牧誓》记武王誓师令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经典释文》：“迓，马（融）作‘禦’。”《史记·周本纪》：“于商郊，不禦克奔。”裴骃《集解》引郑玄曰：“禦，强禦，谓强暴也。克，杀也。不得暴杀纣师之奔走者。”这些不被残暴击杀于战场的败逃战俘，则成为周人奴隶。
        为便于战俘奴隶的管理，它们基本实行军队编制，平时以井田制进行耕垦，并允许奴隶在家生子。这样便形成奴隶群体内部的等级结构。
        西周社会有奴隶制与封建制之说。持前论者，则有种族奴隶制与一般奴隶制的分歧。大专院校及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坚持种族奴隶制之论，这脱离西周社会的实际，理应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