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遣鲁卫等国的殷民社会地位颇高
        周初分封同姓诸侯，大都分配有殷民族、宗。据《左传·定公四年》，鲁分得“殷民六族”，卫分有“殷民七族”，唐分获“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在西周种族奴隶制理论中，这些殷民都被视为种族奴隶。据现在研究，结论并非如此。
        《左传·定公四年》载有卫国世袭太祝子鱼之论：鲁、卫分封时，姬旦诰命伯禽、康叔治理封国“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注：“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意思是就封后治国要顺应国情民俗，卫国是殷故王畿所在地，顺国情民俗也就是顺应殷俗，因此沿用商时旧政，维护殷民旧制，但在分配土地、划分田界方面要遵照周的土地法典。“启以商政”，意在维护殷民的政治地位。“疆以周索”，意在推行土地改革，用以争取一般平民的支持。
        郭克煜等人所著《鲁国史》的研究结果是：
        伯禽受封于鲁时，同时还分给他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可见，殷民中此六族是被举族分给鲁公的。山东兖川县文化馆收藏的索氏铜器上有“索册父癸”、“索父癸”等铭文。其出土地点在今兖州西部一带。可以肯定，该组铜器的作者，当属殷民中的索氏族。他们确实到了鲁国。另外，鲁庄公十年，鲁国大败齐军的长勺之地，可能就是六族中长勺氏的居住地。（第60页）
        鲁国对于殷旧贵族采取的是拉拢政策。在成周，由成王后王姜出面赏赐殷旧贵族；在卫国，卫康叔与伯亲近异常，这都是周公统治策略所起的作用。那么伯禽作为周公之子，也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殷旧贵族进行笼络。山东兖州一带出土的索氏器，证明殷民六族的首领不仅可以“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保留了原来的宗族结构；而且当首领死后，还可以用铜器殉葬。这说明他们的身份并不低。
        周王朝封伯禽时，分以殷民六族；封康叔时，分以殷民七族；封唐叔时，则封以怀姓九族。他们的身份是相同的。对于怀性九族的身份，《左传·隐公六年》载：“翼九宗五正，顷公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杜预注：“翼，晋旧都也。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当年分封给唐叔的怀姓九宗，还参与了晋国立君的政治活动。分给伯禽的殷民六族虽然不一定会同样在鲁国政治舞台上很活跃，但其身份也是较高的。（第61页）
        确是如此。据《左传·定公七年》，阳虎发动政变，窃取鲁政后，“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这证实鲁都中不仅居住周人，也有殷人居住，建有周社、亳社。亳社为殷人社庙，可见分予伯禽的殷民六族经济政治地位颇高，属于国人，决非鲁国的种族奴隶。杨宽在《西周史》中写道：三监武庚叛变平定之后，“周公除了把一部分殷贵族迁到洛邑加以监督利用以外，还把殷贵族和某些方国的贵族分批配给一些大的姬姓诸侯，使带往封国成为‘国人’，既可以作为封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柱，同时又可以消除这些旧贵族原住地区潜在的叛乱威胁，可以说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所有这些被分配给大诸侯的旧贵族，不但有宗族组织，而且有附属奴隶。例如分配给鲁国的殷民六姓，‘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类丑’即是奴隶。”（第578页）被迁往鲁、卫、晋等国的殷贵也同迁于洛邑的殷民一样，地位依旧，宗族组织依然，政治上则成为新君属下的国人。
        燕国也是如此。杨宽在《西周史》中指出：“燕国至少分得了侯氏、氏两支殷贵族。这两支殷贵族中，都有人服事燕侯，成为燕的大臣（见房山琉璃河出土复鼎铭文和卢沟桥出土盉铭文。）”（第579页）据《史记·卫世家》，康叔封卫时，姬旦申告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这些亡殷遗贤、君子，无疑成为卫君康叔的座上宾，有的则成为朝中大夫；出于爱民之政，卫国决不会将他们作为种族奴隶役使。《鲁国史》、《西周史》的考证证明了姬旦对殷人的诰令《尚书·多方》确为西周实行的诰令：“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意思是：现在你们仍然居住你们的宅第，经营自己的土地；你们如在此洛邑努力耕种你们的土地，则会上天垂怜，我周也会予以重奖，将你们选拔到朝中任官；对于克尽职守者，还将委以重职。《尚书·召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这句话译为今文是：王首先治理殷国的遗臣，使他们能够亲近我们并和我周朝治事诸臣一样为王室效劳。这证明周室并非置殷人于种族奴隶地位，而是通过一系列政策使殷民归附，亲近周室，王室对这些亲周殷贵可提拔到朝廷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