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代的起运与存留基本反映了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特点。表现之一是明廷将起运数额定得很高，而且不得减少或拖欠，责任层层落实。关于明代起运与存留所占的比例，由于情况复杂难以全面统计，只能做局部的比较。就田赋、盐课等以外的杂税来看，如盐税（此指贩盐之商税），明中叶的赣州例以"八分解京"；赃罚银，明中叶也是八分解京，各地存留二分；马草，万历六年全国起运占总额的84%，存留为16%。[69]起运所占份额都很高。再看明代最大的一项税收--田赋，弘治十五年全国夏税秋粮总额中起运超过68%，万历时起运占税粮总额的57%；局部地区更高，如陕西在嘉靖时期起运约占本省实际总田赋的70%，在浙江湖州，起运约占本府税粮的90%[70]。明中央不仅把起运额定得很高，而且严格督征，有的地方官在征税时竟烙人致死。表现之二，存留虽用于地方支出，但中央也实行必要的控制。常规支出要按中央的规定进行；非常规支出则事先奏请，事后层层报部，接受审核。不仅如此，明廷还实行协济制度，就是户部指定某些富裕司府以存留余款等接济它省军饷、藩禄与马价等。明中期广东协济广西禄粮1.5万两，明末诸司府入太仓银有协济边饷一项[71]。表现之三，明代地方的羡余收支原则上不受中央控制，但不是绝对的。对于地方滥行征派之举明廷有时也派官查处，而且中央也不断对羡余进行搜括。明代的起运与存留的分割只是中央与地方财税的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各地要按中央的要求将额赋中起运部分如数上解，剩余部分存留于本地支用。存留如果不足则由地方自筹（实质是以羡余顶补存留），若有余额，或实行必要的协济，或留地方备用[72]。在初次分配之后，中央还要作再次调整，其主要方式之一是搜括。搜括自正德以来屡见不鲜，主要针对羡余及部分存留余款（有时存留与羡余也难以分清）。表现之四，明廷将大批银两敛至太仓，然后又发给九边，特别是明末，为保证边防竟超限度加派田赋，若非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是难以做到的。当然，明代财政领域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清代略松，因为地方毕竟略有财权。
    其次，朱元璋对百官实行薄俸，而给诸王的禄米却很多，并且这些禄米直接由府县百姓供给。试想，假如明代宗禄不是从存留中支出，而是从起运中央部分中支出，那么迫于京师生计，是不是后来明廷宗藩改革、裁减禄米的力度会大些呢？
    再次，明廷一面让办公费用等由地方自筹，一面又实行薄俸，这很不明智。地方官手中小有财权，而又俸禄过低，实在难保清廉。况且在财政包干的情况下，谁都知道越多收税羡余越多，油水也随之加大，讨好上司就更有资本，这样横征暴敛势所难免。面对日益恶化的吏治，明廷没有坚持实行严刑峻法，而主要靠加强监察，殊不知监察官员自身尚不知自律，又怎能监察别人呢！
    最后，明末农民起义首发于陕，亦可从起运、存留的角度加以探讨。在财政支出方面，陕西明显别于它省的地方有二：一是边镇较多，沿边九镇陕居其四；一是王府较多，所谓"王府宗室多在西北"[73]。供边属起运钱粮，养藩为存留钱粮，由于二项负担过于沉重，使得陕西公私匮乏，自我赈灾能力极弱。当明末该省发生灾荒的时候，明廷不但不能赈济，反而加派辽饷，拖欠年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边兵、饥民等纷纷举起了义旗，陕西便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
    注释：
    [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二四八，国用部汇考八。
    [2]赵贞吉：《三几九弊三势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五四等。
    [3]阮鹗：《严防卫以慎储蓄》，《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九。
    [4]梁材：《查革仓场内臣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四等。
    [5]郑晓：《今言》卷三，第二四四条，中华书局1984年5月点校本。
    [6]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二，中华书局1985年5月点校本。
    [7]《明史·食货志三·漕运》等。
    [8]《明会要》卷三一，职官三，总督仓场；《明史·食货志三·漕运》。
    [9]《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四，万历十一年十二月甲子。
    [10]陆树德：《民运困极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九一。
    [11]《明史·食货志三·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