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均势论的基础上，晚清外交官员及关心外交事务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运用这一原则，对当时的世界形势进行观察和分析。王韬在《英重通商》一文中说：“今日泰西诸国互相牵制，英以通商为重，而离法之后，其势稍孤；法自为民主之国，渐改其好大喜功之习；美则素来自守，不尚并兼；俄自攻土之役，未免与英失欢，且亦隐相忌嫉；普虽胜法，尚未见其飞扬跋扈也”（注：《弢园文录外编》卷4，第20～21页。）。认为“盖在今日讲天下大计者，不患在英法，而患在普俄。”鉴于这样的国际局势，他提出了联日结英拒俄的外交主张，“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无恐”（注：《中外合力防俄》，《弢园文录外编》卷4。）。“诚如是也，则彼之待我自当与欧洲诸国等”，中国即使不与列强援引万国公法，也已“自入乎万国公法之中”（注：《英重通商》，《弢园文录外编》卷4。）。同时代的郑观应、钟天纬、陈炽等人也大都持此种观点。甚至到了戊戌变法时期，连康有为这样具有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人士也这么认为。与此不同，薛福成虽然也注意到了英俄两国全面对峙于欧亚的世界格局，但他却认为当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不是俄国，而是日本。因之主张“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注：《代李伯相筹议日本改约暂宜缓允疏》，《庸庵文续编》卷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尽管他们的具体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主张联合一方防范另一方。很显然，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最小的损失为中国换取最大的发展空间。列宁曾经说过：“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就王韬、薛福成等人的言论看，毫无疑问应归于前一种人。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爱国的而非卖国的。
    晚清时期，均势原则虽然往往成为某些实力派大员（比如李鸿章）对外妥协的借口，但亦有利用这一原则为中国争回利权的外交事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俄伊犁交涉。
    1871年，沙俄趁新疆动乱之际，悍然出兵占领了我国伊犁地区，妄图长期霸占。1878年，在左宗棠以武力收复天山南北两麓的大好形势下，清政府派崇厚赴俄举行收回伊犁的谈判。结果，昏聩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诱逼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清廷部分官员与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拒绝接受条约，严惩崇厚。他们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后指出，“兵端一起，商务必因之窒碍。在中国之商务，英为巨擘，普美次之，苟两大交兵，旷日积时，列国必不能允待，当必从而图之”。只要英美两国肯“据万国公法以与之争，俄人当不敢轻举而妄动也”（注：王韬：《补上郑玉轩观察》，《弢园尺牍》卷12，第21～22页，光绪二年铅印。），因而建议清政府利用这种均势，改派使臣，重开谈判。随之清政府任命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曾纪泽一方面抓住这种复杂微妙的国际局势，努力做好争取世界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讲究外交策略，既依据国际公法据理力争，又不给俄人以挑畔的口实。最终取得了谈判的胜利，签订了中俄《伊梨条约》，亦即《中俄改定条约》。
    当然，从总体上看，在弱肉强食的近代历史条件下，“均势”原则只能是几个主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维持彼此之间势力均衡的一种手段，它既不能保护弱小国家，更不能维护世界和平，近代中国人对此大都缺乏清醒的认识。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一原则对近代中国外交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近代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均势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近代的国际意识，或曰国际社会体系的观念”（注：章鸣九：《洋务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见《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因此，笔者认为，近代中国人对“均势”原则的接受和运用也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总之，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由于主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它最终未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甚至还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但晚清外交官员通过对国际法的接受和运用，加之个人的民族义愤与外交才能，不仅维护和挽回了一些国家利权，而且也推动清政府接纳了一些近代西方的外交体制、外交理念，适应了当时中国对外交知识的渴求，改变了清朝官员不熟悉西例的状况，从而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