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特殊历史时期。伴随明王朝江山的倾覆和清统治政权的建立，当时的学术思想界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刻反省。许多经历了"神州荡覆，宗社丘墟"这一血与火洗礼的思想家、学者，在痛定思痛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明末空疏的学风乃至数百年来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的理学。他们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大力倡导读书，致力于开启新的治学途径和研究领域。风气所趋，不仅形成了明末清初具有批判和求实精神的崭新学风，而且最终促成了由宋明理学到清代汉学的转变。而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的过程中，毛奇龄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
    毛奇龄（1623-1713年）[①]，字大可，又字初晴、秋晴，一名甡，字齐于，浙江萧山人，学者称西河先生。
    毛奇龄出生于明末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生性颖悟，幼年入学，试常第一，与其兄万龄皆有名一时，人称小毛生。崇祯十七年（1644年），腐朽的明朝政权在农民起义的烈焰中覆亡，江南江北各地，到处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毛奇龄虽然痛惜于大明江山的倾覆，然而却无力回天，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采取了消极的避世态度，与同县包秉德、沈禹锡、蔡用光诸人藏匿于南山土屋中，"聚南、北、唐、五代、辽、金、元史暨诸书其中，纵观之。"[②]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下江南，江浙一带士民纷起抗清。族人毛有伦率军屯西陵，拥戴鲁王政权，檄召毛奇龄，欲授官职。毛奇龄"觇诸军所为不道，不足与计事，且天命已有在，匿不复出。"[③]不久，福州唐王政权建立，友人邀其前往投奔。毛奇龄再辞不赴，独自"亡走山寺"，髡首衣缁，藏匿坑中。其后又躲过清军屠杀，辗转回到萧山故里。
    当时，清政权刚刚建立，民族矛盾还十分尖锐，江南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大多怀抱故国之思，或退隐林泉，或弃官归里，纷纷结社讲学，议论时政，品评人物。毛奇龄也参与了这些活动。但由于他"负才纵横"，早年即"好臧否人物，意稍不和，即不稍假颜色，人皆恨切齿"，[④]不久就因事得罪，遭人陷害，不得不改换名字，亡走他方。十余年间，先后游历江淮、山东、湖北、河南各地，"虽转徙落魄，而不忘其意趣所寄"，[⑤]所到之处，或拜师交友，或读书论学，或吟诗作文，先后得以结识阎若璩、姚际恒、朱彝尊、施闰章等著名学者、文人，并开始从事"考索经史"之学。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巩固其政权统治，特开博学鸿儒制科，诏令各地荐举遗逸，搜访人才。毛奇龄被荐至京，试列上等，授职翰林院检讨，与同时被荐取中的五十名翰林一道，入馆纂修《明史》。在馆七年间，毛奇龄负责撰写弘治、正德两朝纪传以及《盗贼》、《土司》、《后妃》各大传，他博采群书，详核史料，先后起草二百余篇，受到同馆称许。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毛奇龄因事告归，后又称病不出，僦居杭州，日以著述授徒为业。但他一直念念不忘皇帝的恩宠，康熙帝于二十八年（1689年）、三十八年（1699）第二及第三次南巡时，毛奇龄不顾衰病之躯，先后两次赶赴行宫，又是迎驾，又是献书，受到皇帝奖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毛奇龄在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述之后辞世，终年91岁。
    （二）
    明末清初，是学风由空转实的重要时期，也是由宋明理学过渡到乾嘉汉学的中间环节。置身于社会变革和学风变化的历史环境中，许多学者不同程度地冲出理学营垒，或为本学派补偏救弊，或与心学乃至理学彻底决裂。在整个学术思想界不约而同对理学进行清理批判的历史潮流中，毛奇龄无疑是一员"陷阵之猛将"。[⑥]
    本来，就学术分野而言，应该说，毛奇龄属于王学派别。早在明代末年，毛奇龄尚为诸生，即欲聆刘宗周蕺山讲席。明亡后，毛奇龄于颠沛流离间结识施闰章等文人学士，"始得闻讲学之说"。[⑦]康熙初年，刘宗周高足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诸学者重开证人讲会，"敷扬程、朱、王、刘家法"。毛奇龄与黄宗羲、黄宗炎等著名学者"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会者近千人"。[⑧]毛奇龄于座中"抗言高论，出入百子，融贯诸儒"，不遗余力地"推崇阳明，排斥异义"，以至"后进之士倚一言为泰山、北斗"。[⑨]
    在心物之辨等哲学基本问题上，毛奇龄也极力维护、推阐阳明之说，以为"阳明谓事物在心上求，则有事物，而子必谓心当在事物上求，则不惟无心，并无事物。何则？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亦即"事物在心上求，则有心有事物，万物皆备，即反身而已，得之孟子之言也。若在事物上求，则天下事物必不能求，而此心已先失之矣。"[⑩]这实际上仍然是阳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之说的发挥，故当时学者盛称其于心学"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11）
    但是，在明末清初学术界风气转换的历史潮流中，毛奇龄与当时冲出理学营垒的诸多学者同样，对本学派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如知行问题，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实际上是以知代行。毛奇龄虽然也强调知行合一，但却基本摆脱了以知代行的偏颇。他认为，知行合一"有二说"，其一谓言知已包括行。他引孟子之言说："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孩提知爱亲，无所谓行也，然而行矣；且孩提之爱亲，无所谓知也，然而知矣。故孟子前说知能，此只说知，以知能合一也。"其二则为即知即行。所谓"知是理必行是理，知是事必行是事。此即紫阳注《中庸》所云，知所以知此也，行所以体此也，知在此，行即在此，凡所知所行当在一处，亦谓之合一。"可见，毛奇龄始终把"行"放在与"知"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强调："知贵乎行，儒者空讲理学，有知无行。"（12）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王学的轨道，而走向注重事功，强调实行的实学一途，诚如毛奇龄所言："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为怀，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圣学在此，圣道亦在此。"（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