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宋儒任意删经、改经造成经籍沦丧而外，毛奇龄认为，后世经说的误解或不解，甚而"悖经"、"祸经"，也是导致"六籍晦蚀"的重要原因。所谓"圣学之亡，亡于儒说，非虚语也。"（29）他评论历代经说，"谓自汉迄今，从来误解者十居其九；自汉迄今，从来不解者十居其一。"（30）就连历代大儒及其经说，毛奇龄也多否少可。他说："能通一经而称为儒，博通群经而称为大儒，则自汉迄今，惟西汉有孔安国、刘向，东汉有郑玄，魏有王肃，晋有杜预，唐有贾公彦、孔颖达，合七人。而他如赵岐、包咸、何休、范宁之徒，皆无预焉。即或博综典籍，胸有筐箧，如吴之韦昭，晋之郭璞，唐之李善、颜师古，宋之马端临、王应麟辈，并于经学无所预。降此而元明，则响绝矣。然且天生此七人，而六经得失尚未参半，《诗》、《书》得者十之五，三《礼》得者十之六，《左传》得者十之八，而《易》，而《春秋》，而《乐》，而《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则全无得焉。"（31）历代经说之所以多误解或不解经义，毛奇龄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汉儒解经，惟过于求据，故反有失经义处。此正求据而失之者也。"（32）宋儒则恰恰相反，"第先立一义，而使诸经之为说者悉以就义，合则是，不合则非。是虽名为经义，而不以经为义。"（33）正是这种"六经注我"的解经方法，使得宋儒往往随意添设字句以成己意，或轻易扫灭前贤以伸己说，从而误解或曲解经义，造成"祸经"的严重后果。毛奇龄抨击说，朱熹"《集注》于诸贤所言，必尽情吹索，一概扫灭，自有子孝弟，子夏贤贤以后，并无一许可者。即夫子所言亦必藉其补救，以正阙失。岂儒者所学，原与夫子一门有异同与？抑亦儒者神圣，直接尧、舜、禹、汤，而于夫子以下多未当与？"（34）对宋儒解经随意添设字句之处，毛奇龄也多所指责。如解《论语》，"文犹质也。必添曰：文之不可去，犹质之不可独存也。质犹文也。必添曰：质之不独存，犹文之不可偏去也。且又必添曰：若欲尽去其文，而仅存其质。然后接下句。""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一段亦如此，"谓唐虞才盛于周，然于'有妇人焉'二句，决接不下。必须添'降而夏商，皆不能及'二句，然后可接。"毛奇龄于此"辄大愤懑，天下有圣贤措词如是阙落，必需在傍者添唇补舌而后能达意，岂可为训！"（35）
    为了避免前代经说误解或不解经义的弊病，真正达到"儒者说经，本欲卫经，使圣贤言语了然，作斯世法式"的目的，毛奇龄提出了新的解经方法，这就是"以经解经"，兼及诸子百家及后儒经说。他说："予之为经，必以经解经，而不自为说。苟说经，而坐与经忤，则虽合汉、唐、宋诸儒，并为其说，而予所不许。是必以此经质彼经而两无可解，夫然后旁及儒说。"（36）亦即说经必"以经证经，不得已而及传，又不得已而后及诸子百氏，以至汉后儒说之说经者。"（37）针对宋儒随意添设字句，曲解经义以就己说的做法，毛奇龄特别强调："解经最患添设，圣人语言不容搀和，少加搀和，便是变乱。此不可不慎者。"（38）为了能够正确阐释经义，不至曲解先圣先贤，毛奇龄还制定了详细的规条，诸如勿杜撰，勿武断，勿误作解说，勿误章句，勿误说人伦序，勿因经误以误经，勿自误误经，勿因人之误以误经，勿改经以误经，勿诬经，勿借经，勿自造经，勿以误解经之故而复回护以害经，勿依违附经，勿自执一理以绳经，勿说一经碍一经等，（39）凡十六条，以为解经、说经者戒。不难看出，毛奇龄的经学主张，大多针对理学的空疏学风而发，而与其后继起的汉学途径相当接近，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奇龄在推阐其治经方法时，已经汉宋并提，并在二者的对比中表现出明显的右汉左宋的倾向，尽管他本人否认这一点。在强调解经必"以经证经"，"夫然后旁及儒说"之时，毛奇龄明确指出："然且儒说之中，汉取十三，宋取十一。"他认为，"此非右汉而左宋也。"而是因为"汉儒信经，必以经为义，凡所立说，惟恐其义之稍违乎经。而宋人则不然"，往往空凭胸臆，强就己说，"虽名为经义，而不以经为义"，（40）甚而"自矜所学直接尧舜，互相标榜"，于"先圣先贤恣情驳贬"。（41）二者相较，自然要"刻于宋而宽于汉"了。（42）可以说，毛奇龄的经学主张，对明末清初学术界由宋而汉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明末清初，毛奇龄不仅以其反程朱、反理学的激烈言论和扫落宋明的经学主张名噪一时，而且以其广博的学术成就在当时的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他博学多才，著述繁富，于经学、典制、史志、乐律、音韵、诗词等均有相当造诣，而尤"长于说经"。后人称其"淹贯群书，诗文皆推倒一世，而自负者在经学"。所撰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合二百三十四卷"，（43）经学则自《易》、《书》、《诗》、《礼》、《春秋》，至《论语》、《孟子》、《孝经》、《大学》、《中庸》，以及音韵、乐律，无不涉猎，著述达五十余种、二百余卷之富。在此，仅以毛奇龄对《易经》和《周礼》的研究为例，考察其对当时学术转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