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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年，随着学风逐渐由空返实，经学复兴，学者纷纷抛弃理学，回归原典。然而，儒家经籍经过两千多年的流传，不仅其本身篇章错乱、字句讹舛之处所在多有，而且后人的附会、伪托亦不一而足，严重淆乱了经书的原貌。因此，清初学者回归原典的首要工作，就是辨伪考证，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诸如对《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大学》、《中庸》等经籍，陈确、黄宗羲、黄宗炎、朱彝尊、万斯大、胡渭、阎若璩、姚际恒等诸多学者，都曾分别作过辨伪考证、廓清讹误的工作。而在清初群经辨伪的潮流中，毛奇龄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研究《易经》，尤为致力于驳正宋儒图、书之说，廓清宋明以来种种谬误曲解。《易经》本为古代儒家重要典籍之一，相传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因而位居六经之首，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自汉以来，疏解繁多。五代宋初，有华山道士陈抟者，始臆造出由黑白点子排列组成的河图、洛书，据此说《易》并传授其徒。此后，或许是为了强化儒学的哲学思辨，以弥补儒家宇宙论的不足，并与佛老思想相抗衡，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理学家都接受了陈抟的说法，辗转传授增益，附会出《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等凡九种。至朱熹作《易本义》、《易学启蒙》二书，即以九图冠其卷首，并据此推阐《易》理，解释宇宙万物化生之义。自此而后，图、书之说便随着理学的盛行而流传了几百年。当然，宋代以降，历代都有学者对这些图、书的来历以及图、书本身的真伪提出怀疑。清初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首开考辨《易》图之风，稍后，黄宗炎作《图书辨惑》，朱彝尊撰《太极图授受考》，均从不同角度，力斥图、书之非。毛奇龄与之并起，详加考辨。他说，先秦至两汉的典籍，如《易大传》、《尚书》、《论语》、《竹书纪年》、《帝王世纪》等，均未述及《河图》，汉唐学者，上自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费直、马融、郑玄、虞翻、荀爽各家，下至陆德明、孔颖达、李鼎祚诸人，也都未见《河图》、《洛书》。"乃赵宋之世，当太平兴国之年，忽有华山道士陈抟者，骤出《河图》、《洛书》，并《先天图》、古《易》以示世，称为三宝，并不言授自何人，得自何处，传自何家，出自何书之中，嬗自何方术技士之手。当时见之者亦未之信，惟游其门者，有种放、李溉二人，深契其说。而放受《先天》四图，溉受《图》、《书》，各得一宝。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至牧而其说始行于时。于是庆历前后士子说《易》者始言图、书。"然而所言各异，有以四十五数者为《洛书》，五十五数者为《河图》，亦有颠倒相反者。毛奇龄批评说："夫《图》、《书》非他，神圣之事也。岂有神圣之事而一人授之，一二人受之，授者无凭，受之者无据，而或四或五，或方或圆，或羲或禹，或卦或范，彼此可以争，先后可以易，一室两家，茫无定准，其为不足道亦可见矣。"（44）为揭穿华山道士臆造《河图》、《洛书》的依据，毛奇龄进一步追根溯源，指出《河图》系据《系辞传》"大衍之数"郑玄的注解推衍而来，《洛书》则取自纬书《乾凿度》中的"太乙下九宫法"。至于所谓的《太极图》，一源于道家《上方大洞真元妙经》里的"太极先天之图"，而后者又出自魏伯阳《参同契》中的"水火匡廓"和"三五至精"二图；另一来源则是佛教《圭峰禅源诠集》中的"十重图"。毛奇龄总结说："是抟所为图，一本于道藏《真元品》，一本于《圭峰禅源诠集》，而总出于《参同契》。是真赃实据，凿凿要领"，（45）不可动摇。可以说，毛奇龄对图、书的考辨，与清初黄宗羲、黄宗炎、朱彝尊诸学者的考证辨伪互相发明，基本上揭穿了华山道士作伪的真面目以及图、书本身的渊源所自，为其后继起的学者进一步详加辨析，并最终使图、书之伪成为定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排击异学，殊有功于经义"，（46）当为定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