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取士数额的急剧上升，也对科举出身者的就业带来了压力，因为各级政府机构对官吏的容量毕竟是有限度的。后世往往将宋代的科举制与冗官问题联系起来，但对此多未进行深入的分析。众所周知，宋朝堪称中国封建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其科举制较前代发展得更为完备、公平，比之明清已走向僵化的八股科举亦不可同日而语，达到了中国科举史上所能达到的最合理阶段。正因为如此，大批才华卓异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明代徐有贞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则过之。"[18]纵观中国古代，宋朝是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各方面杰出人物最密集的时代，仅以宋仁宗前后的几十年时间论，其出类拔萃、彪炳史册者不下数十人。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苏颂、沈括等等，都是科举出身，在各自领域里名垂青史。而如此密集的人才群涌现于十一世纪，决非偶然，公平合理的科举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科举制度本身并非必然产生冗官。但宋代的科举制，主要是独特的"特奏名"制却对冗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奏名在宋代也称"特科"或"恩科"，"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数举，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19]自宋太祖开宝三年首开先例，到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后，则每开科均有特奏名，成为定制。关于特奏名者的资格，北宋前期，对于曾参加过先朝御试者，往往不限举数、年甲，即可奏名；北宋中期后，又有所谓"一举三十年推恩"之法，而在实施过程中，有时也有不足三十年者；南宋时，特奏名的年甲限制在55岁以上，而进士两举30年，则不限年龄。至于考试方法，不需再经发解试、省试，只要各州保明申报礼部，由礼部核准，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考试内容亦十分简单。如仁宗景祐元年三月十九日，"诏南省特奏名进士试论一首、诗一首；诸科对义五道；内年老者特与免试。"[20]凡特奏名者，不论殿试合格与否，均赐予一定出身或官衔。如北宋太祖、太宗朝，特奏名均赐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特奏名进士、诸科分三等，分别为同本科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诸州长史、文学、助教；英、神、哲、徽四朝，一般分五等，第一等赐同本科出身，假承务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学，第四等下州文学，第五等诸州助教。南宋仍分五等，第一等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二、三名同学究出身，其余第一等为登仕郎，余与北宋相似。
    上述特奏名所赐及第、出身、同出身，与正奏名一样，属科举出身，均有机会入仕。关于特奏名的出官，北宋前期与后期及南宋又有所不同，各等第间亦有区别。一般来说，凡赐进士及第、出身者，与正奏名一样，免选注官。凡赐同本科出身及授试衔官者，守选（候补）注官。凡授上下州文学者，"遇赦，凡年六十以下堪厘务者，许自本州县保明申转运司，本司保明申吏部，召升朝官三员奏举，注权入官"。[21]凡授诸州助教、摄助教者，宋神宗前经保举可注权入（权摄）官；即使不能出任职事官，还可差注祠禄官。总之，特奏名者通过各种途径，一般可以出任职事官或祠禄官，沾受赋禄。
    那么，特奏名在宋代科举中占多大比例呢？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太祖开宝三年三月，"甲辰，得司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复取十五举未经终场者四十三人，并赐出身。"[22]真宗咸平三年三月甲午，"试进士五举、诸科八举以上及曾经先朝御试者洎年五十以上者"，"得进士二百六十人，诸科六百九十七人，赐同出身及校书郎将作监主簿。"[23]宋徽宗政和五年三月榜取特奏名进士1057人，第四等以上者510人。据统计和推算，两宋贡举共取士约11万人，其中正奏名约6万人，特奏名约5万人，特奏名登科者占总登科人数的45%。[45]
    需要指出的是，特奏名者多才学低下，又老朽不堪，出官之后，不可能尽心于事、廉洁自律，多汲汲于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作为归老之计，因而常为宋代舆论抨击的对象。庆历八年，宋庠在《资政殿答手诏》中指出："近岁举人殿试，有老榜之目，但论举数，无取艺能，释褐虽被朝恩，参选已登暮齿，纵分职任，尽昧廉隅。臣等欲乞将来科场，罢兹一事。"[25]元祐元年，上官均明确把特奏名与荫补、胥吏出职、进纳买官一同视为官冗之因，并批评：特奏名者，"偶获一荐，累试见黜，年高才耗，学术忘废"，"其能精明治事、廉洁自守者，十无一二"。[26]元祐三年二月，知贡举苏轼与同知贡举孙觉、孔文仲联名上《论特奏名札子》，提出更为严肃的批评："臣等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冗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谓其无益有损，无言可知。"[27]南宋监察御史倪千里亦云：特奏名者，"日暮途远，苟有倖门，何惮不乘？今日既已重费得官，他日筮仕，必将取偿于民，何所不尽？"[28]就连宋神宗也提出："特奏名人阘茸而多，与官害治。"[29]
    如果说，特奏名制对宋代冗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奏荫制则是导致冗官最直接的因素。奏荫又称恩荫、门荫、荫补、任子等，是封建王朝恩许一部分高官子弟不经科场考试或其他选拔程序，可以凭借父祖的资格直接做官的制度。这是封建王朝给予官僚阶级的法定特权。恩荫始于汉代，而制度详备于唐。宋代恩荫在历代中最为泛滥，赵翼说："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30]其入仕之门相当广泛，具体可分为圣节荫补、郊祀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死事荫补、特恩荫补以及宗室授官等。凡遇朝廷吉庆之事，所有高官子弟甚至亲戚、门人都有可能加官进爵，并按照职务高低，分别享受不同等次的荫补待遇。"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31]北宋时，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宰相执政可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可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可荫子或孙一人。凡遇致仕，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对于宗室授官，神宗熙宁前，诸妃遇圣节奏亲属一人，间一年再奏二人，遇郊祀许奏一人；皇亲之妻遇二郊奏亲一人；郡县主遇郊礼许奏亲生子及其夫之亲；臣僚之妻封国夫人者，许遗表奏荫；公主每遇圣节及郊礼许奏夫亲一人，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熙宁中尝对此作了限制，但多有例外。至于特恩荫补，更无定法。宋代皇帝随时均可下诏特恩荫官。如仁宗天圣年间，"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明道年间，"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32]英宗登极，四方监司郡守遣人入贺，英宗不问官职高下，亲属远近，一律推恩。南宋时，恩荫更为宽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