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宋代在实施这一国策中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无视政府机构的容量，在扩大正奏名取士的同时，又实行独一无二的特奏名制度。如前所述，特奏名制滥官害治，是宋代科举制中的一个赘瘤，宋代统治者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一直没有杜绝这一制度的蔓延。究其根源，是宋代诸帝心照不宣地将它们作为正奏名的必要补充，以笼络"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使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凯觎一官，老死不止"，"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于其中而不自觉"，"是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39]这种笼络、控制知识分子的政策被视为"御天下之妙术"，一直沿用不废。
    宋代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官僚特权采取过份倾斜政策。从北宋开始，就"不抑兼并"，鼓励官僚地主大臣广占良田美宅。官僚的俸禄也定得相当丰厚。宋代对官僚的政治特权可谓登峰造极，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取财于万民者，惟恐其有余"，"为士大夫治天下，非为百姓治天下"。而独特冗滥的恩荫制度正是维持封建官僚政治特权的重要内容。尽管恩荫入仕者多为中下级吏员，进入"名公巨卿"行列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它却不可避免地使官僚机构膨胀起来。
    宋代对官僚阶层采取过份倾斜政策与宋初立国有关。众所周知，北宋不是经过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洗礼而是通过军事政变夺权而来，没有在统治阶级的心头留下下层人民革命的阴影，而宋政权较多地注重了上层集团在政权争夺中的作用，侧重于调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给予官僚集团种种优厚特权，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以争取他们的全力支持。宋初的这一措施被作为国策继承下来。正因为这样，宋代统治者即使深知恩荫制度的巨大消极作用，也不愿意真正废除它，而将它作为加强皇权的重大举措，这在宋代许多皇帝的行动上得到了体现。宋神宗算是较有作为的皇帝，元丰改制中亦涉及省官内容，但神宗朝"补荫之流者甚多，一岁之选至千、万计"。[40]元祐二年，当高太后谈到吏冗之患时，大臣刘安世上言：任官必须"校试"，以符职名。高太后在肯定的同时又说："朝廷特殊者不在此限"，保留了君主任意任官的特权。南宋孝宗"慨然思革冗官之弊"，[41]但对荫补制也只是作部分限制，新规定的荫补数比旧制"三分减一"。[42]故在宋代皇帝看来，取消了荫补制，实际上是取消特权阶层的政治特权，不仅会遭到官僚们的抵制，更重要的是束缚了皇帝借以显示帝恩以笼络臣下的权柄，并破坏了"祖宗"的"厚仕"之策。所以，终宋一代，恩荫制度循循相因，即使背上沉重的冗官包袱也未遭废止。
    以上分析说明，宋代冗官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表层上看，科举制和恩荫制与冗官具有直接的联系；但从深层上透视，冗官却是宋代独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立国政策的衍生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消除冗官现象，如果不从当时的政治制度本身去考虑，铲除冗官形成的政治基础，那么，任何限制、改良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宋代历史上无数次"省官"无成的结果便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6]包拯：《论冗官财用等》，《包拯集》卷一。
    [2]《历代名臣奏议》卷75《内治》。
    [3]《宋会要辑稿·职官》。
    [4][12][30][31][32]《廿二史劄记》卷25《宋恩荫之滥》。
    [5]《续长编》卷42，至道三年九月丁午。
    [7]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续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
    [8]王安石：《上时政疏》，《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
    [9]《龙川略志》卷20《议定吏额》。
    [10][16][19][35][38]《宋史·选举志》。
    [11]《续长编》卷386。
    [13][14]王应麟：《玉海》卷27。
    [15]《容斋随笔》卷4。
    [17]见《宋史·宰辅年表》等资料。
    [18]《重建文正书院记》，《范文正公集》。
    [20][21]《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三之十八、二之十三。
    [22]《续长编》卷11，开宝三年三月甲辰。
    [23]《续长编》卷46，咸平三年三月甲午。
    [24]引自张希清：《论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会刊。
    [25]宋庠：《元宪集》卷32《资政殿答手诏》。
    [26]上官均：《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宋朝诸臣奏议》卷70。
    [27]《苏轼文集》卷28，《论特奏名札子》。
    [28]《宋会要辑稿·选举》卷十三之八。
    [29]《续长编》卷243，熙宁六年庚戍。
    [33][34][36][37][41]《文献通考》卷34《选举七》。
    [39]《燕翼贻谋录》卷1。
    [40]《国朝诸臣奏议》卷96。
    [42]《朝野杂记》甲，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