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代历史上，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土地争端是一个牵动着诸多层面的关键性问题。就其大者而言之，一方面，土地争端是与女真人向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与女真人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土地争端又形成为金代中后期民族矛盾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直接导致了金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农民起义--红袄军起义。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之争，对上述有关金代历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一番新的审视。
    一、土地争端的成因
    金代土地争端的成因，首先应归结于女真人的移民运动，即猛安谋克人口的大规模南迁。金朝建国之初，女真人的分布区域仅限于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太祖收国、天辅间，随着对辽战争的节节胜利，便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从金源内地向南向西迁徙，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太宗在灭亡辽宋并占有原北宋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之后，又将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从太宗至海陵朝，猛安谋克的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太宗天会十一年（1133），“是秋，金左副元帅宗维（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1]，“令下之时，比屋连村，屯结而起”[2]。这次南迁的迁入地仅限于黄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因为此时黄河以南地区已划归刘豫伪齐。
    第二次猛安谋克的大规模南迁约在熙宗皇统初（皇统元年为公元1141年）。天眷二年（1139），金朝曾一度将原属伪齐的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南宋，但仅仅过了一年，金朝方面就撕毁和约，重新从南宋手中夺取河南及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为加强其对大河南北的统治，遂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有关这次移民情况的最原始的记载出自南宋归正人张棣的《金虏图经》[3]，后来李心传据此载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耕种，春秋量给衣焉。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4]此次移民的规模最大，分布地域也最广。
    第三次移民浪潮是在海陵王正隆初。海陵王完颜亮以篡杀登位，对宗室贵族颇多疑忌，及至迁都燕京后，“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5]，以便于加强对他们的控制。《金史·兵志》对这次移民的迁入地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郭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
    除阿鲁一族外，其他诸猛安均迁入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关于此次移民的时间，《兵志》的记载比较含糊，似乎移民是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同时进行的，而据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考证，此次移民实际上应是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的事情[6]。1980年出土的《乌古论窝论墓志铭》证明三上氏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该墓志云：“正隆之初，起十三贵族猛安以控制山东，公家遂居莱州。”[7]通过《乌古论窝论墓志铭》，我们还发现了《金史·兵志》的另一个错误，即当时迁往山东的并非八个猛安，而是十三个猛安。
    到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以下十二路：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此后猛安谋克人口的这种地理分布状况基本趋于稳定，世宗大定间，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也曾有过猛安谋克的频繁迁徙活动（这种迁徙与土地问题直接相关，下文将加以解释），但那只是在局部地区做的一些调整，对猛安谋克人口的分布格局并未造成显著的影响。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8]。这个比例大致可以反映金代中后期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的总的格局。数量如此庞大的猛安谋克移民，是女真人与汉人发生土地争端的一个客观因素。
    尽管猛安谋克向中原地区的大规模迁徙构成了土地争端的基本前提，但它远不足以说明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之争的全部原因，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女真人的移民运动主要是在金代前期（太宗至海陵朝）进行的，而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却主要发生在金代中后期。事实上，金代的土地问题，最终是由女真人的贫困化引起的，这才是它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
    关于女真人的贫困化问题，三上次男氏早就有所论述[9]，不过根据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材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许会更加清楚。金代女真人普遍陷于贫困，是从世宗大定间开始出现的一个现象，女真人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随着女真人汉化和封建化程度的加深，猛安谋克内部的阶级分化日趋明显，尤其是土地兼并的盛行，进一步扩大了女真人的贫富差距。
    猛安谋克南迁之后，土地兼并的现象从海陵王时期逐渐变得严重起来，“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它人种佃，规取课利”[10]。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曾对宰执说：“山后之地，皆为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所占，转租于民。”[11]金代所谓的“山后”，主要是指西京路（路治大同府，即今山西大同），包括西北路和西南路两招讨司在内的诸州县，史称此地“多金国戚，号难治”[12]。世宗自大定六年（1166）后几乎每隔一年就要去山后的金莲川避暑，因此，女真贵族在山后占地的情况可能是他亲眼所见。
    山后土地兼并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纳合椿年，纳合椿年在海陵朝任参知政事，“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检括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温都思忠子长寿、椿年子猛安参谋合等三十余家凡冒占三千余顷”[13]。世宗也说：“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14]七十年代在呼和浩特市东郊万部华严经塔发现的金代碑铭中，有“长寿谋尅庄”等村落的名字，此地金代属西南路招讨司丰州辖境，正是所谓“山后”，因此有人认为“长寿尅谋尅（克）就是《金史·纳合椿年传》中提到的“温都思忠子长寿”（《金史·食货志》作“故太师耨盌温敦思忠孙长寿”），“长寿谋尅庄”即在其所占田土内招垦设佃而建立的村寨[15]。
    海陵王时期移居中原的女真贵族，在此后转徙于各地的过程中，往往趁机多占土地。大定二十年（1180），“诏故太保阿里先于山东路拨地百四十顷，大定初又于中都路赐田百顷，命拘山东之地入官”；次年，世宗对臣僚说：“前徙宗室户于河间，拨地处之，而不回纳旧地，岂有两地皆占之理？自今当以一处赐之。”[16]类似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而统治者对权贵们的土地兼并行为则每每予以姑息，章宗时官至宰相的完颜匡，“怙宠自用”，承安间，“拨赐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济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旧业辄夺之，及限外自取。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17]。完颜匡的土地兼并，就是在下文将要谈到的承安五年（1200）的括地风潮中实现的。
    除了土地外，对于猛安谋克户来说，奴婢数量往往更能反映他们的贫富差别。金朝建之初，女真社会中贫富尊卑的差距尚不明显，但到了金代中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一谋克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海陵王正隆年间任东京留守的完颜雍（即后来的世宗）拥有的奴婢竟多达万人[18]，可见贫富差距之一斑。大定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1182-1183）对猛安谋克户的通检推排，就是为了改变“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的状况而采取的一项勘定物力、调整赋役的措施[19]。
    第二，女真人的汉化和封建化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耽于逸乐的奢靡之风在女真社会中普遍滋生，尤其是迁居中原的那部分女真人更为明显。
    女真人本以狩猎和农耕为生，生活质朴，不事奢华。但当他们迁入汉地之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世宗对朝廷臣僚所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一般女真人的生活状况：“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20]《金史》里的类似记载屡见不鲜。当时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的租课”，或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21]，甚至靠出卖奴婢、出卖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陈规贞祐四年（1216）写成的一篇奏议，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22]。
    生活在金源内地的女真人也同样染上了懒惰奢靡之风。大定二十四年（1184）世宗巡游上京时，听说上京“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而女真官僚“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23]。次年四月，世宗在离开上京时，十分伤感地对前来送行的宗室戚属们说：“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24]。
    金代中后期女真的普遍贫困化，就是上述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金史》中的有关记载来看，女真人贫困化的问题开始引起朝廷关注大约是世宗初年的事情。大定五年（1165），有记载称“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25]，可见此时部分女真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陷入困顿。又据同知西京留守事曹望之上书朝廷称：“招讨司女直人户或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26]这里说的是西京路境内西北、西南两招讨司所属的女真人户，他们的生活显然已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金代后期，女真人的生活状况愈益恶化，普通女真百姓自不必说，即便是某些女真贵族也处境维艰。如《归潜志》卷三云：“乌林爽，字肃孺，女直世袭谋克也。……虽世族家，甚贫。……恶衣粝食恬如。”这并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世宗子孙、被封为密国公的完颜k23h216.jpg，南渡后的生活也非常困窘，“客至，贫不能具酒肴，充蔬饭与之共食”[27]。
    在元杂剧《虎头牌》中，有一整戏非常生动地描绘了金代中后期女真人的绝对贫困化状况，而这一颇很说明问题的史料迄今为止还从未引起金史研究者的注意。《虎头牌》的作者李直夫，本名蒲察李五，是元代前期女真人。他在此剧中讲述了一个金代后期女真人社会的故事，由于故事发生的时代与作者相去不远，故剧中的历史背景是相当真实的。此剧主人公行枢密院事山寿马（女真人）有两位叔父，一称金住马，一称银住马，他们的祖上“是开国旧功臣”，而到了他们这一代却变得一贫如洗。金住马怀念他早年的富贵生活时唱道：“往常我便打扮的别，梳妆的善：干皂靴鹿皮绵团也似软，那一领家夹袄子是蓝腰线。……我那珍珠豌豆也似圆，我尚兀自拣择穿，头巾上砌的粉花儿现，我系的那一条玉兔鹘是金厢面。”但他后来却一步步沦落到“无卖也那无典，无吃也那无穿，一年不如一年”的悲惨境地。当银住马被侄子山寿马授以金牌上千户（猛安），奉命前去镇守夹山口子时，金住马特地向他讨了一件旧棉袄以抵挡严寒。剧中的金住马是一个典型的女真破落子弟形象，他自称“我也曾有那往日的家缘、旧日的庄田，如今折罚的我无片瓦根椽、大针麻线”，“往常我幔幙纱k23h217.jpg在绣围里眠，到如今枕着一块半头砖，土炕上弯着片破席荐”[28]。这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金代女真人贫困化状态的最详实的记录。
    金代女真人和汉人的土地争端，金朝统治者对汉人土地的剥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
    二、金朝的括地运动
    金代前期，土地问题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尽管在从太宗至海陵王的几十年间，有数以百万计的猛安谋克人口迁入中原定居，但当时中原各地尚有大量空旷土地，部分是原辽宋两国的官地，更多是在长期宋金战争中形成的无主荒地。宋金战争对中国北方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据南宋人统计，靖康之役，淮河以北地区为金军蹂践残破者达180州、875县[29]。女真人的残酷征服使得北方地区人口锐减，同时在靖康之变后的移民大潮中，还有数百万北方汉民陆续迁往南方。从靖康之变到海陵末年，中国北方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即从760万户降至300余万户[30]。因此，金代前期的中原地区存在大量的空旷土地，尤其是宋金战争的主战场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莱满野”[31]。这就使得女真移民的安置在当时比较容易。
    但这并不意味着金代前期女真人和汉人在土地问题上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据南宋归正人张汇记载：“金人之陷山东，多挞懒之力也。挞懒久居潍州，回易屯田，遍于诸郡，每认山东以为己有。”[32]山东在太宗天会八年（113）九月刘豫称帝后就划归伪齐了，挞懒在山东回易屯田当然是在伪齐建立之前。所谓“回易屯田”，大概是指用猛安谋克屯田军耕种的薄地交换汉人租佃（或私有）的良田，“交换”自然是强制性的。这正是后来世宗大定年间为解决女真人的贫困化而屡屡采取的一种手段。这是关于女真人与汉人在土地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最早记载。
    金代对汉人土地的掠夺主要是通过括地的形式进行的，正式的括地运动始于海陵朝。海陵正隆初，当来自金源内地的大批宗室、贵族涌入中原时，已感到土地不敷分配，遂于正隆元年（1156）二月“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也”[33]。
    此次括地范围包括中都大兴府、山东、河北西路真定府以及中都路平州，试将这些地方与正隆初南迁的宗室、贵族的迁入地做一对照，即可看出其明显的针对性。据《金史·兵志》所载当时的迁入地为：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右谏议乌里补之猛安，及太师勖、宗正宗敏家族，迁中都；斡论、和尚、胡剌等八猛安，迁山东；阿鲁家族，迁北京；按达族属，迁河北东路河间府。又《金史·按传》云：“海陵时，自上京徙河间，土瘠，诏按海一族二十五家，从便迁居近地，乃徙平州。”这些迁入地与海陵遣使括地的地区是基本吻合的：按海一族本迁河间，不久又转徙于平州，故括地无河间府而有平州；阿鲁一族迁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仍在塞外，其地土旷人稀，故不在括地之列；只有真定府算一个例外，虽在括地之列，却没有移民迁入的记录，可能是《兵志》疏略所致。总之，此次括地显然专为解决正隆初南迁的那批女真贵族的土地问题，而他们人数毕竟有限，所以其规模与世宗、章宗时期的括地无法比拟，并且此次所括主要是闲置土地，似未触动汉族百姓所耕种的公私田地，故尚未造成严重的社会骚动。
    世宗时，女真人的贫困化问题开始引起统治者的忧虑，大定间的括地运动、土地置换等措施，大都是以救济女真人为目的的。
    大定初，尚书左丞完颜守道向世宗禀奏：“近都两猛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赡，日益困乏。”女真人传统的牛头地制度，是以“每耒牛三头为一具”，实行大家族聚居共耕。南迁中原后，由于所授土地分散，无法维持其传统的耕作方式，于是这也被认为是当时女真人日趋贫困的原因之一。世宗就此问题征询宰执们的意见，平章政事纥石烈良弼主张：“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与土民相换易。虽暂扰，然经久甚便。”但尚书右丞石琚提出异议：“百姓各安其业，不若依旧便。”最后世宗权衡的结果，“竟从良弼议”[34]。看来女真官僚和汉官在对土地问题的处置上有各自的民族倾向性，而金世宗首先考虑的还是女真人的利益。
    其实，大定初年对猛安谋克的土地调整恐怕还有另一层考虑。《金史·完颜思敬传》曰：“初：猛安谋克屯田山东，各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遣户部郎中完颜让往元帅府议之。……其后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人者，互易之。”《纥石烈良弼传》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山东两路猛安谋克与百姓杂居，诏良弼度宜易置，使与百姓异聚，与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对易之。”世宗对山东猛安谋克的易置，除了使他们保持传统的耕作方式之外，还是对女真人迅速汉化的防范措施，这种意图从“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使与百姓异聚”等词句中不难看出，这也符合世宗的一贯主张。
    综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大定初期对猛安谋克的易置，对猛安谋克土地的调整，仍然只是在局部地区进行，调整手段似乎也较温和，与后来那种赤裸裸的土地掠夺有所不同。
    当然这样的措施并不解决多少问题，随着女真人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金朝统治者终于开始在全国各路进行大规模的括地。大定十七年（1177）六月，以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岁久，往往冒为己业，……遣同知中都路转运使张九思往拘籍之”。世宗对遣官括地一事做了如下解释：“官地非民谁种，然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乏。”[35]
    此次括地的直接起因，据说是世宗在中都近郊围猎时，有猛安谋克民户向他诉苦，自称土地瘠薄，以致无法耕种[36]。世宗回朝后就对参知政事张汝弼等人说：“先尝遣问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猎，因问之，则谓自起移至此，不能种莳，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卿等其议之。”宰执们商议的结果，请“拘官田在民久佃者与之”，并“立限令人自陈，过限则人能告者有赏”[37]。于是世宗遂命张九思主持拘地事务。
    此次括地虽然声称只拘括民佃官田，但实际上却有大量汉族百姓的私田被括地官强取豪夺。《金史·张九思传》云：“诏检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庄、燕乐城之类，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当时又有官员上书朝廷，“言民间冒占官地，如‘太子务’、‘大王庄’，非私家所宜有”，后经朝廷派人检核的结果，证明这些土地有许多“自异代已为民有”[38]。大定十九年（1179），世宗曾对宰执谈到这个问题：“朕闻括地事所行极不当，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大定二十二年（1182），世宗再次对此提出批评：“工部尚书张九思执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汉以来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者，皆以为官田。此田百姓为己业不知几百年矣。”[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