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起，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所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①]，“北人南去雪纷纷”[②]，“避地衣冠尽向南”[③]，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自安史之乱始的这次北人南迁主要集中在南方哪些区域？对南北人口比重的改变究竟有多大影响？对唐后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和研究的。本文试拟就唐后期的人口南迁与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一些考察。
    一
    本文所指的长江下游，主要是指唐后期唐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中的淮南、浙西、浙东、宣歙四道二十四州之地。天宝之乱，战场主要在两河地区。长江下游区由于远离战事中心，加之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因而也成为这次北人南迁，特别是士大夫避乱的重要地区。史称“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④]“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⑤]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北人南迁本区最多的是苏州。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称：“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全唐文》卷529）杜牧亦称：“自艰难已来，军士得以气加之，商贾得以财侮之，不能自奋者多栖于吴土。”[⑥]就具体的人或家族言，“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致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⑦]柳宗元称“先君……举族如吴”，[⑧]殷怿一家亦“徒居吴郡”。[⑨]当时迁居苏州的北人又以吴县为多，梁肃《吴县令厅壁记》称“自京口南被于浙④河，望县数十，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原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全唐文》卷519）
    浙东越州是北人南迁长江下游区的又一重要之地。吴筠，“鲁中儒士也。……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常于天台剡中往来，……终越中。”[⑩]梁肃，“字宽中，世居陆浑。父逵，止于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安卑于燕蓟，避乱于吴越”。（11）齐抗，“少值天宝乱，奉母夫人隐会稽”。（12）由于士大夫避乱越中甚多，所以唐人穆员说：“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13）
    “自艰难已来，未尝受兵”的扬州，也是南迁北人的寓居之地。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诗云：“雄藩本帝都，游士多俊贤。”扶风平陵人窦常“百口漂寓，……卜居广陵之扬柳西偏”，（14）开封彭氏亦因逆胡之乱，移成扬州江阳。（15）兴元元年（784）淮南节度使杜亚称扬州“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16）足见扬州流寓人口之多。
    浙西的润州、常州、湖州也有不少士大夫移居于此。永泰中，“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于上元。”（17）薛戎，“字元夫，河中宝鼎人，客毗陵阳羡山”。（18）陆羽，上元初（760年）随北方士大夫渡江南下，流寓湖州，“结庐于苕溪文滨”。陇西李氏“天宝末，属国步艰难，版舆江介，云阳（润州丹阳）避地，殃衅所钟，二纪于兹”。（19）另外笼统称“避难江南”、“漂寓江淮”、“避地江表”、“移家淮楚”、“迁徙江介”的材料也不少，兹举例如下：
    （1）韩愈《崔评事墓志铭》：“君讳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父倚，举进士。天宝之乱，隐居而终。君既厥父，携扶孤老，托于大江之南。……江南人士多从之游。”（《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2）白居易《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公讳孚，博陵人。时天宝末，盗起燕蓟，……公超然脱屣，遂以族行，东游江淮，安时俟命。”（《白居易集》卷69）（3）独孤及《唐故衢州司士参军李府君墓志铭》：“公讳涛，皇唐太祖景皇帝六代孙也。……河朔军兴，避地江表。相国崔涣承诏署衢州司士参军。”（《全唐文》卷391）（4）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刺史独孤公行状》：“及幽洛寇扰，公违难于江南。上元初授左金吾兵曹，掌都统江淮节度书记。”（《全唐文》卷552）（5）萧颖士《与崔中书圆书》：“某自中州隔越，流播江阴，遂至江左。”（《全唐文》卷323）（6）韩洄，“字幼深，……安禄山乱，家七人遇害，洄避难江南。”（《旧唐书》卷126《韩洄传》）（7）元载，“凤翔岐山人，……肃宗即位，争于军务，诸道廉使随才擢用，时载避地江左。”（《旧唐书》卷118《元载传》）（8）杨于陵，“字达夫。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禄山之乱。于陵始六岁，间关至江左，……十八擢进士，调句容主簿。”（《新唐书》卷163《杨于陵传》）（9）刘禹锡父刘绪，“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后为浙西从事。”（《刘禹锡集》卷39《子刘子自传》）（10）《陇西李府君及夫人南阳张氏墓志》：“府君讳颉，……开元中释楬兖州参军，次任邢州司仓参军，乾元初授此任。到官未几，避地江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