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后，在全国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个别地区或州府的人口因种种原因较先前有所上升，不是没有例证可寻的。以东南八道之一的江西道为例，元和时江西观察使所辖的洪、饶、虔、吉、江、袁、信、抚八州户数由天宝时248551户增至293179户，平均增长17.95%。上推淮南七州的元和户较天宝时略有上升，即使不上升，也大致与天宝时的户数相当。我们认为元和时淮南道户口的上升，与北人南迁有关。就迁往的路线言，主要是通过淮颍道南下的。淮颖道即指由颖水入淮河的水道，早在秦汉时就为重要运道。杜佑称秦汉运路“出浚仪（开封）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26）“自隋开汴河，利涉扬楚，故官漕不复由此道，”（27）淮颖道即变为驿路交通。“开元时，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28）可见盛唐时由庐寿取道淮颖而赴京洛的人为数不少。安史之乱，两河沦为战场，特别是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道，官军与叛军长期对峙，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史载“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29）因此洛阳周围地区的人民为避战乱，一部分由襄州经汉水南下荆、鄂，一部分则由淮颖道经寿州南下或东进，因而迁往淮南道的北人当有一定数量。特别是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使贼不能东进尺寸，以全江淮”，（30）经过淮颖道南下的北人，除一部分继续渡江南下两浙外，绝大部分当停留在淮南各州，因为这里离他们北返的家园最近。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迁往淮南扬州的北人较多，前已叙述，这里再举几例：
    《唐故李府君墓志铭》：李举，字幼迁，魏郡元城人。……顷因中华草扰，避地江淮。……大历十三年腊月廿一日，卒于维扬瑞芝私第。（《唐代墓志汇编》第1815页）
    《唐故南阳张夫人墓志铭》：夫人张氏，其先陈留郡开封县人。令标时望，移家淮楚，今遂扬州江阳县人矣。（同上，第1953页）
    《唐故刘府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夫人姓杜，……自魏晋已来，冠冕相继。中原盗贼奔突，避地东土，……贞元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终于江阳道仁坊之弟。（同上，第1884页）
    迁往扬州的北人，有一部分就是通过淮颖道进入寿州，然后沿淮水东进达于楚州，再通过运河（山阳渎）南下进入扬州的，如上所谓“移家淮楚”，大概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唐朝散大夫崔公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墓志铭》载：“夫人讳金，字如地，陇西成纪人。……自洛入魏，久之盗起北方，凭陵中土，……夫人提契孤弱，南奔依于二叔，自周达蔡，逾淮溯江，寓于洪州。”（31）这位“自周达蔡，逾淮溯江”的李氏就是通过淮颖道南下，再溯江而行达于洪州的。综和如上材料考察，我们认为唐后期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并不以两浙为主，主要以淮南为多。元和时淮南道人口较盛唐天宝时有所上升，当与此有关。
    二
    如前所述，天宝之乱，北人为避战乱，迁往江淮地区的人口不少，他们与这里的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了江淮经济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把江淮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统统归于北人南迁，则不符合历史实际。汪篯先生指出：
    有人以为，唐后期江南经济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有大量北方人口南移。这是不合事实的。安史乱后，士大夫南迁的很多，在接近战事中心的地区，也吸进了大量人口，这都是事实。但是，第一，和永嘉南渡不同，唐代士大夫没有携带大量的农民南迁，因为唐代的社会经济已与晋代不同，当时的普通地主并不拥有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第二，接近战事中心的，只限于河南南部和湖北的荆襄一带，而不是江南。唐代江南经济的发展是由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与接受北方先进生产方式有关，但不是什么北人南迁的结果。（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