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先生的结论非常精辟、正确，对我们讨论问题颇有启发，惜未具体论述。这里我们试结合一些史实，将汪先生的结论具体化。
    （1）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这次北人南迁在规模和数量上逊于晋时的永嘉南渡。六朝时期士族地主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拥有大量的部曲、奴婢、佃额等依附人口，因此在永嘉南渡时，北方士族大多率部曲、奴婢、乡党、宗族同行。如东莞姑幕大族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居于京口。高平金乡大族郗鉴率领千余家，移居广陵。祖逖南渡时，亦率乡党、部曲数百家同行。隋唐时，由于科举制取代了九品官人法，士族地主把持仕途的特权丧失；中央政府又通过“输籍定样”、“大索貌月”等办法简括隐漏户口，士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大大削弱。在唐前期，士族地主已处在“世代衰微”、“累叶陵迟”的中衰状态，“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33）因此他们不可能象晋时南渡那样拥有成百、成千乃至上万户的依附人口一同南迁。当时举家、举族迁往江淮的也不少，如窦常“百口漂寓”广陵，崔翰“携扶孤老，托于大江之南”，崔孚“以族行，东游江淮”，但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永嘉南渡。
    （2）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安史之乱的北人南迁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又特别集中在湖北荆襄一带。襄州据两京为近，沿汉水可达鄂州，水陆交通便利。在安史之乱中，关中地区的人民避乱南下，多从襄、鄂经过。孙樵《寓汴观察判官书》称：“执事三从事卢公，其所以佐卢公，使炳炳于不磨于也者，襄阳南渡之民皆能道之。”（《全唐文》卷794）可见在襄阳人口中，北人所占比例不小。鄂州在乱前户口较少，列为下州。安史乱中由于北人南徙，户口大增。史载“天宝以前，四方无虞，第据编户众寡，等衰州望，鄂以是齿于下”，“后戎狄乱华，寓县沸腾”，“居未二载，户口三倍”。（34）显然，襄鄂二州户口的增长与北人南迁有关。由于襄阳后来沦为战区，于是“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致使荆州等地人口猛增，“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35）北人通过襄鄂迁往江西各州的人口也不少。刘长卿《送李二十四移家之江州》诗有“逋客多南渡，征鸿自北飞”（《全唐诗》卷47）句，崔佑甫也是在东都陷没后“提契百口，间道南迁”洪州的。他在《上宰相笺》中称：“顷属中夏覆没，举家南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长兄宰丰城，……仲姊寓吉郡。”元和时江西洪、饶、吉等州户口较天宝时均有增长，与北人南迁不无关系。
    长江下游也是北人南迁的重要地区，但相比较而言，迁往本区的北人远远不及中游区。从《元和志》的记载来看，长江下游所属的两浙、宣歙三区，浙东元和户数下降幅度最大，较天宝户（514659）平均下降率为72.51%。宣歙道的元和户较天宝户（159524）下降了42.53%，浙西下降速度相对缓慢，但仍下降了36.49%。两浙宣歙十六州之地，只有苏州的元和户较天宝时有所上升，但上升的速度远不及中游区的襄、鄂、洪三州。（36）越州即便是士大夫“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但元和时其户数较天宝时仍下降了四倍。前推淮南七州的人口较天宝时有所上升，这固然与北人南迁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有关。众所周知，中唐后的扬州有“富甲天下”、“雄富冠天下”之称，位于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楚州“商旅接舻”，“其事雄富，同于方伯”，（37）庐州“隘关溢廛，万商俱来”，（38）寿州亦为“地雄人富”之地。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口的增多，安史之乱后淮南道人口的增多，主要当与此有关。
    安史之乱后，南北人口的比例有了重大改变，南方人口在总体上开始超过北方，这是事实。但是把南方人口的增长看成是北人南迁的结果，确系一种误解。事实上，早在盛唐天宝时南方的人口就已经接近北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5统计，天宝元年全国有户8973634，其中南方五道户数为405145，占全国总户数的45.15%，特别是江南道人口已居全国第二位。就本区而言，天宝时长江下游区就是全国重点的人口密集区。“天宝以来，江左元事”，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本区的社会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元和时两浙宣歙三区有户524907，若加前推的淮南、台州户数378467，本区户数多达90万，占当时全国总户数1／3强。我们认为北人南迁对本区户口的增长并无多大的影响，即便是长江中游区的襄、鄂、洪、饶、吉等州因北人南迁户口大增，但对于整个南方地区的人口状况也无根本性的改变，它只不过是使个别地区的人口数量有明显的增长罢了。安史之乱后南方在人口上确立了对北方的优势，是南方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反映，与北人南迁并无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