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蒙领有论”和“大东亚共荣圈”，常见于各种史学论著，人们对其并不陌生。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史学界，对“满蒙领有论”的始末及其日本对满洲政策的演变，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还存在一些诠释上的片面。对“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形成的经纬、它的区域范围的演变，也还缺乏系统的论述和探讨。至于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构想而专门设立的组织--大东亚建议审议会，以及审议会制订的一系列殖民扩张主义方案，据笔者管见所及，更是几乎无人论及。为了进一步认清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本世纪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重要内容及其本质，深化对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研究，笔者谨根据自己的学习收获，拙作了此文，以就教于学术前辈和同人。
        一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如笔者以下所述，是“以帝国（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占领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实际上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对“满蒙领有论”的出笼以及日本对满洲政策的演变的探讨，理应成为本文的切入点。
        占有满洲--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明治大帝的遗业”和殖民扩张主义分子由来已久的梦想。早在1905年，任职于日本参谋本部的小矶国昭（以后担任了日本首相），就在他题为《帝国国防资源》的考察报告中专门列了“支那国产原料”一项，提出“为了进行总体战，必须从中国获取原料和资源”，并认为确保从满洲获得原料和资源，是进行“总体战”的前提。1918年日本颁布的《军需工业动员法》也提出，如不能一举将中国全境纳入日本的“自给自足经济圈”，则应首先“领有满蒙”。但在当时，以东三省为焦点，日本欲将满蒙作为“特殊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并在那里获得排他性权益的政策和行动，同中国五四运动后高扬的民族主义，发生了尖锐冲突。为了维护在以往的侵略扩张中已经获得的权益，实现其预定的目标，1927年6月1日，日本关东军提出了《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强调为了“日支共存共荣的旨趣”，必须扩展在满蒙的权益。如果张作霖对此不予配合，则应由其他“适任者”取而代之，并因此而在1928年6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然而，日本关东军试图以此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图谋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另一方面，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与对东北地区缺乏支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又以失败告终。日本的满蒙政策，受到了重大挫折，不得不探寻新的路径。1929年5月，日本关东军情报会议决定，通过武力占领解决满蒙问题。以此为背景，在“皇姑屯事件”余烬未消时出任关东军主任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于1929年7月5日在《作为恢复国运之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策》中，提出了著名的“满蒙领有论”。
        据分析，石原莞尔提出“满蒙领有论”，除了为维护日本的“既得权益”外，更出于以下目的：
        （一）克服经济危机。“对满蒙的合理开发”，有助于克服爆发于1929年并波及日本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恢复“景气”，触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这种“开发”还能为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充分的基础。
        （二）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如前面所述，日本早在1918年颁布的《军需工业动员法》中即提出，若不能将中国全境一举纳入日本“自给自足经济圈”，则应首先“领有满蒙”，然后占领整个中国。石原莞尔的满蒙领有论，实际上就是这种构想的继续。
        （三）巩固在朝鲜的殖民统治，防止“赤色传播”。1924年，板垣征四郎曾经在《从军事上认识满蒙》中提出，“一旦俄国人跨越国境，那么占领朝鲜就将是时间问题”，强调为了抵御来自俄国的威胁，巩固在朝鲜的统治，必须占领满蒙。而石原莞尔的“满蒙领有论”，除了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外，还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简而言之，“领有满蒙”具有防止苏联威胁，巩固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形成防止“赤化”隔离带的双重功效。
        （四）为日美开战做战略准备。早在1927年，石原莞尔就已预言，日美难免一战。按照他的看法，“支那问题，满蒙问题，不仅是对支问题，而且是对美问题。如果没有战胜美国这个敌人的意识，那么想解决满蒙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注：参阅［日］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67年版，另参阅［日］山室信一：《怪兽客迈拉--满洲国的肖像》，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26-54页。）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并在1932年3月1日扶植建立了由关东军首脑和日本官吏操纵的傀儡国家--满洲国。毫无疑问，满洲国也具有与台湾和朝鲜相似的殖民地性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领有满蒙”对日本极其重要，但是日本却没有像在台湾和朝鲜那样，在满洲也建立完全的殖民统治体制即总督制，而是让溥仪当上了元首并进而在1934年让他当上了“皇帝”，其原因究竟何在？
        不少学者认为，日本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占领满洲和占领台湾、朝鲜时的国际形势不同，即外在压力迫使其改变了原来的政策。（注：［日］驹近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32页。）但笔者对此类观点存有异议。因为我们不难发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扩张行动所以能一时较顺利地进行，正是由于事变发生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国内局势，对日本比较有利：当时，英美正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无暇东顾，利用国联发出的所谓“警告”对日本根本没有约束力。（事实上，日军不仅没有在受到“警告”后撤出占领区，相反从山海关进入热河，扩大了占领区。日本在1933年3月28日退出国联，则更是无视这种“警告”的反映。）苏联当时正致力于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专心“内治”而对中日间的冲突发表了“中立和不干涉”声明。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全力围剿共产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而拥有25万兵力的东北军一则由于当时11万主力集结在长城以南，余部也散在各处，难以迅速调动，二则由于接到了张学良为避免扩大战火而发出的不抵抗和撤退命令，因此没有迅速进行有力反击。简而言之，事变时的局势并不是阻碍日本“领有满蒙”的关键。按绪方贞子的研究，当时“英国政府甚至认为，由日本政府而不是中国军阀统治满洲，无论是从文明的角度还是从英国利益的角度考虑，都是适当的”。（注：［日］绪方贞子：《满洲事变及其政策的形成过程》，原书房1966年版，第8页。）
        也有的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军部中央得悉关东军的行动后，立即予以支持，并要求增兵中国东北”，但是“内阁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注：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但这种解释似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陆军中央鉴于尚未完全建立军部独裁和“总体战”体制，尚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因此即派遣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关东军，让他转达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不扩大事变”的指令，并提出“应建立以宣统皇帝为首、得到日本支援的政权”。正是在军部上层人士的干预下，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等经过磋商，于1931年9月22日，即事变发生后第四天，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政策和方案》，主张“在东北四省及蒙古，建立接受我国（日本）支持、以宣统皇帝溥仪为首脑的支那政权”，放弃了原先的“满蒙领有计划”。（注：见［日］山室信一：《怪兽客迈拉--满洲国的肖像》，第64页。）也就是说，军队内部的意见分歧，是促使日本调整满蒙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31年12月23日，日本政府发布了《省部协定第一案》，决定“先使满蒙成为从支那本土政府中分离独立出来的政府统辖的地域，然后逐渐引导其成为帝国的保护国”。随着若槻礼次郎内阁的倒台和“币原外交”的结束，上述政策最终成为日本的国策。“满洲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至于日本让溥仪在1934年3月“称帝”，则是为了“使满洲国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形式，不和日本有显著差别”，使满洲国“一切守国之远途，经邦之长策，均和日本帝国协力同心”。（注：［日］蜡山正道：《帝制满洲国的世界政治意义》，载《改造》1934年4月号。）总之，虽然“满蒙领有论”的放弃和“满洲国”的建立，仅仅是日本殖民主义分子所作的一种策略上的调整，既不意味其收敛了“领有满蒙”的野心，也没有改变“满洲国”的殖民地本质，但它对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在几年以后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却不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