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商大臣岸信介为部会长的第五部会方案《大东亚产业（矿业、工业及电力）建设基本方针》，根据将15年计划分为两期的“期间计划”，以“迅速增强顺利进行大东亚战争的战斗力”为目标，规定将钢铁、煤、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铜、铝、飞机制造、船舶制造。肥料、电力等部门作为建设重点，同时“相应于资源储存状况”，对产业开发地区作了具体划分。
        除了上述作为重点加以建设、开发的工矿产业外，“自主的国防经济的确立”另一个物质基础，是以粮食供应为中心的农林水产业。农林大臣井野硕哉为部会长的第六部会方案《关于大东亚的农业、林业、水产业及畜牧业的发展方针》，就是试图奠定这一基础的方案。这一“方针”提出：“皇国必需的主要粮食，将以国防及大和民族配给上的要求为依据。”同时，与工业和矿业开发的地域性划分相对应，这一方针也规定了主要粮食生产的地域性结构。十分明显，这是试图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推行老牌殖民主义的“单一经济”政策，是对各国主权的无视和践踏。
        以大藏大臣贺屋兴宣为部会长的第七部会方案《大东亚金融、财政及交易基本政策》，提出了关于建立“大东亚金融圈”的构想和方针，即：“皇国和圈内各地区的金融关系，应打破仅以支付能力和资金拥有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旧观念，遵循以皇国为大东亚核心的原则，通过皇国和圈内各地区建立结算关系的新构想来对此加以调整。同时，圈内和圈外的金融联系也以皇国为核心进行一元化统制。”为了建立以这一“基本方针”为指导的“金融新秩序”，该方案提出：“大东亚圈内的金融关系，要以作为指导通货的日元为中心，形成将圈内的各种通货联系起来的日元圈。”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大东亚金融圈”的构想和方针，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而是“已经在大陆占领区实现的日元通货圈和日元结算圈的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注：［日］岛崎久弥：《日元的侵略史》，日本经济评论社1989年版，第260页。）
        以通信大臣寺岛健为部会长的第八部会方案《大东亚交通基本政策》，是以将大东亚联结起来，以“充实国防力量和强化对广大地区的指导力量，同时确保物资交流，促进产业建设”为指导方针的方案。然而，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方针而言，我们均不难发现，这一方案也是对1941年2月14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以基本国策纲要为基础的具体问题处理纲要》中的《交通政策纲要》，和1942年5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计划造船施策大纲》的进一步具体化。
        总之，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拟定的各项方案，具有顺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局势，试图将1940年7月第二届近卫内部成立阶段提出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以及为此而制订的一系列纲领、纲要，修改扩大为“涉及大东亚整个地区的广泛的区域化计划”的性质。
        综上所述，从“满蒙领有论”的提出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的逐步形成，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分子拟定了一系列侵略扩张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计划中，各国、各地区并没有被“等量齐观”。正如由企画院研究会拟定的《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纲领》明确指出的，要“修正大东亚战争以前流行的向内地集中的观念”，“在产业振兴方面以日、满、华北为核心……根据国防上的要求及各地原料、动力、运输、劳力等方面的条件，决定产业的分配。通过综合地活用整个大东亚地区的经济力量，求得最高效率的发挥”。即“建设的重点归根结底是日、满、中国。必须在根本上将这一核心体中的骨干产业集中起来，确定稳固的国际态势。南方的建设将以此为前提进行考虑。也就是说，可以将南方称作共荣圈的外围”。（注：［日］企画院研究会；《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纲领》，同盟通信社1943年版，第129页。）这一核心和“外围”的规定表明，“大和民族的发展据点”已不仅限于日本本土，而是扩大到日、满、中国，而其他“大东亚地区”，尤其是南方，则是它的“资源圈”。这，无疑再一次赤裸裸地显示了日本殖民扩张主义者特别对中国始终存在的侵略野心，以及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