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用认识和追求真善美的理论和逻辑来分析、解释西学东渐的历程，很多问题可以涣然冰释。明清之际，西洋历法之所以能够取代中国先前使用的大统历，回回历，南怀仁之所以能击败杨光先，因为前者较后者更能准确地反映天象运动规律，更真。晚清，西洋化学知识之所以会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因为元素说、化合分解说较传统的五行说、炼丹术更能揭示物质内部运动规律。坚船利炮取代木船土炮，就是因为前者较后者优良，更能满足人们克敌制胜的愿望。西医之所以会被中国接受，就是因为在许多时候，中医治不好的疑难杂症到西医那里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林则徐请伯驾治疗疝气，荣禄请德贞切除肿瘤，谭嗣同的继母、李鸿章的小妾，都请传教医师治病，都是出于这种心理。人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所用的许多判断：长技、先进、良善、优越、进步、更好，等等，都包含着真善美的价值判断。
        真善美是与假恶丑相对而言的，是在与假恶丑的比较中得到承认的，但是，比较，判明真善美和假恶丑需要过程，需要时间。三者之中，真与假相比，标准容易统一，客观成份最大，主观成份最小，因此，判断真假所需时间最短，最容易取得交流双方的共识。天文台上一经比试，大统历、西洋历孰优孰劣，立刻可见分晓。几道数学题一解，中西算法何者简明、何者繁难，马上可以判明。现在，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千差万别。但自然科学上的标准已无太大差异，诺贝尔奖的权威性举世公认。这也说明，真假比较方面，客观成份最大。至于对善恶美丑的判别，标准较难统一，主观成份较大，受人们的文化素养、历史背景影响较大，所需时间较长，难度自然也大，以专制制度与议会制度而言，如果中西隔绝，不相往来，不被纳入统一的世界格局，各自都有其发展的历史和存在的理由，谈不上善恶之别。中西会面、交手以后，清朝一败于鸦片战争，再败于英法联军之役，三败于中日甲午战争，人们这才从影响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中，发现政治制度是重要因素，才认为议会制度与专制制度有善恶之分。中国吸收西学的步伐之所以沿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阶梯拾级而上，就是因为这三类文化的可比性越来越低，比较、鉴别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也决定了，在物质文化层面上，西化程度很高，在精神层面上，化西比例很大。
        四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又是非常讲究现实的民族。前者构成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资本，但在与西方世界接触之初，这又滋长了民族自傲的心理。后者形成了勇于面对现实、见贤思齐、不断进取的品格。这两者结合起来，铸就了近代中国既善变又慎变的性格。所谓善变，就是对于在实践中已被证明确实真善美的东西，便坚决效法、学习。开同文馆，办制造局，设招商局，百日维新，阻力不能说不大，但从奕、李鸿章到康有为、谭嗣同等，不为所屈，立意图变。所谓慎变，是指对于在实践中还没有被证明确实优越的东西，便谨慎从事，不肯轻易变更。例如，西人崇法治、中国重人情，西人尊个性、中国重整体，西人好动、中国爱静，当年严复、李大钊列举的种种中西文明差异，原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问题，其间优劣高下，原不象坚船利炮与木船土炮那样明晰，这方面的变动也就比较缓慢。善变，造成了物质文化方面广泛的西化；慎变，造成了精神文化方面不断的化西。
        追求真善美的天性，悠久、丰富而自成一体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在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决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彻底化西，只会在西化与化西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