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说它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因为这次贷款具有对华资本输出的性质，有不同于以往沙俄对华侵略的新特征。这个题目迄今我国学术界甚少研究；而苏联的有关著作，如苏联科学院院士纳罗契尼茨基、通讯院士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总是强调俄国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和“俄国资本不足”，来论证俄国在这次贷款中“没有起主导作用”，充其量不过扮演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的角色[1]（P762），甚至说这次贷款是俄国对中国的“财政帮助”[2]（P129-130）。纳罗契尼茨基、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观点，比起苏联早期出版的罗曼诺夫著《俄国在满州》[3]、阿瓦林著《帝国主义在满州》[4]等书来说，是一个倒退，同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有必要对这次贷款的背景、过程、性质、后果及维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
        （一）俄国进入资本帝国主义阶段与维特其人
        观察任何历史现象，贵在于把握该现象的矛盾同一性的同时，抓住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不仅要看到它与其他历史现象共同的东西，而且要注意到它与以往历史现象不同的东西，即以发展的观点去发现历史现象中那些新出现的因素，从而确定其新的特质。
        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向来是以领土侵略为特征的。这个特征并不反映沙俄的先进性，而恰恰是俄国作为一个封建军事大国落后性的表现，是沙皇专制制度国内政策在国外的延伸。沙皇专制制度这个外壳虽然很硬，严重阻碍了俄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毕竟无法遏止历史的前进，它的内部逐渐在起变化：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与之相应，俄国迈出了从“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的一步。”[5]尔后，沙皇政府采取了种种大力扶植资产阶级的政策，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在短短30多年中，俄国以跳跃的步伐经历了从封建农奴制到资本帝国主义的飞速转化。
        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仍然保存着大量农奴制残余。与此同时，俄国的工业生产继续迅速向前发展，十五中产量增加了一倍半。以生铁为例，1885年为3100万普特，1895年上升到8700万普特[4]（P23）。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特点是高度集中，“达到了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集中程度。”[6]随之而来的是工业资本开始同银行资本结合而形成金融资本。这一形成过程更由于西方金融资本的大量流入俄国而加速前进着。
        俄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工商业阶级的代表甚至开始攫取政府机关官阶的最高级别”，而沙皇政府也“不得不非常注意地倾听资产阶级的呼声、需要和要求”[4]（P23-24）。它除了保卫地主、官僚上层及罗曼诺夫王朝的利益外，还要采取一系列扶植工商业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大量政府订货、保护关税政策，由国家津贴某些工业部门（特别是冶金业）[4]（P24），以及大力兴修铁路（1891年开始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等等。
        新的社会经济变动和阶级变化必然导致新的历史人物的出现。当时任沙皇政府财政大臣的谢·尤·维特（1849-1915年）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维特出身于贵族大家庭，自幼在“绝对忠君”的气氛中长大，是一个狂热的保皇派；与此同时，他又深受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进入铁路界工作，从此步步高升，由铁路局长而交通大臣而财政大臣，威权日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俄国冶金、铁路等工业界的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巨头，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国际金融寡头及工商业垄断资本发生了密切关系。后面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维特的世界观，并对当时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极力要把俄国引上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同时不损害俄国贵族、官僚及沙皇专制制度的利益。因此，可以说维特是沙皇专制制度和俄国垄断资本结合的产儿，是二者共同的政治代表；他是旧俄国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又是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鼻祖”和人格化。维特的这一两重性，使他在一个时期内能得到统治阶级较广泛的支持，能在较长时间内把持大权，在沙皇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上起重大作用。
        关于俄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性，列宁在许多著作中已经有充分的论述。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19世纪90年代俄国对华政策中的新因素，即资本帝国主义因素。
        我们知道，19世纪50到60年代，沙俄侵华曾经达到高潮，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西北地区大片领土。经过30年的相对沉静后，19世纪90年代，由于俄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的侵华活动达到又一次高潮。这次高潮的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达林指出，维特企图在远东建立一个“大帝国”，而他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帝国的建筑师”[7]。维特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是所谓“铁路与银行”的侵略，即“和平渗透”或“和平征服”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对华贷款、攫取筑路权和开矿权、夺取中国沿海港口、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等。他在接见一名荷兰记者时说：“我的座右铭是：贸易和工业总是打先锋。”[8]这句话最能说明维特的侵华战略：“维特的计划是……把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穿过满州的心脏，而且使这条铁路成为俄国的商业和经济侵入满州、朝鲜和尽可能多的中国其他部分的基础。维特不像他的某些同僚，他并不关心直接攫取沿俄国边界的中国领土。相反，他……给它（中国）贷款，支持它反对其他列强，从而把它置于俄国势力之下，并且从它取得铁路、贸易和经济的特权，把整个华北变为俄国独有，并且……在中国其他各地伸张其势力。”[9]显然，这样的政策与沙俄传统的侵华政策确乎有所不同。所谓“不同”，是说维特的对华政策在其使用的手段上和阶级内容上有不同于沙俄传统对华政策的新东西，即具有资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明显特征。波克罗夫斯基写道：“维特与其说是一个封建派，勿宁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维特的远东政策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某些帝国主义的胚芽。”[10]（P85）阿瓦林说，维特是“俄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向导”[4]（P35）。另一位西方学者也认为：“维特与他所效劳的两个沙皇、军事领导人及外交部老派头的庸碌之辈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是新的金融业和商业集团惟一最能干最有势力的代表人物，而这些集团正在使俄国从内部发生变化，并且使俄国帝国主义具有新的特征。”[8]罗曼诺夫也说：维特“把‘和平’征服中国的计划建立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3]（P403）。维特之所以能够成为“沙皇政府当时远东利益的指导者”[4]（P25）和“俄国远东政策的灵魂”[10]（P84），秘密就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这是沙俄侵华史上对华经济帝国主义政策的第一次出笼，是对华资本输出式的侵略。这在俄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