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英、法、德为争揽这次贷款权进行交涉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和维特风闻此事，十分脑火，便急于插手进来，尽可能地排斥他国，独揽借款。5月3日，洛巴诺夫责怪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称：俄国听说中国“现欲向不肯合劝（日本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并谓：“俄国户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以备询商。”[17]（P11）他还要许景澄转告清政府，借款事“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17]（P11）。这是沙皇政府居“功”索“偿”，强逼清政府承认俄国有贷款优先权的第一次表露。在沙俄在压力下，清政府考虑到日本对俄、法、德干涉还辽一事还没有做最后答复，害怕如不考虑俄国的要求，俄国干涉日本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只好同俄国交涉借款，并重新考虑整个借款问题，由此可见俄国在这次借款中一开始就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俄国对待这次对华贷款的态度起初似乎是排他性的，不是与他国“分享”，而是独揽。对于拟议中的国际银行团，维特认为俄国参加进去没有好处，只能使它“成为凯觎中国主权的普通一员”[3]（P87）。对于法国要求俄国参加国际银行团的建议，他借口“对事情不太熟悉，不能对这一提议给予任何答复”[3]（P88），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在此情况下，光绪帝不得不指定恭亲王、庆亲王及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等五大臣研究对策。恭亲王等在俄国压力下，决定不再向英国借款，也不再让赫德参与借款的事，仅在参与干涉还辽的俄、德、法“三强中分摊借款”[1]（P764）。
        清政府不再向俄国劲敌英国借款，对俄国来说已是重大的让步，但是俄国仍不满足，反对“三强分摊”，坚持要由俄国政府包办借款。5月11日，维特向许景澄宣布俄国要独占全部贷款权，他已饬俄国财政部“筹备巨款，约合一万万两数作借”[18]（P5）。总理衙门不同意俄方无理要求，于5月15日电示许景澄通知俄方：“现德、法亦愿借款，拟俄款商定，再与酌定”；中国只拟向俄国“订借五千万两”，即总数的一半，“由税关出票，户部盖印，按期拨还”[18]（P9）。许景澄将此意通知俄方称：“德、法须分办，故拟减借”。洛巴诺夫不容分说，威胁道：减借“不合俄主筹退日兵本意”[18]（P17），“分办不如勿借”，又说：“俄、法一气，无庸虑；德国一边可另想办法”[19]（P14）。后面这句话说明俄国在排斥英国参与贷款后，又要排斥德国，但已有同法国合伙贷款的打算。以后事情的发展，正是按照俄国的这一设想进行的。
        俄国的财力无法独揽这一大笔贷款是非常明显的，前已述及。俄在经济上比较落后，这是根本原因。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赶修，耗资巨大；1891-1893年连年欠收又给沙皇政府财政上带来更多的困难。但是沙俄不肯放弃利用这个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的机会。在排斥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只能与它的盟国、拥有大量高利贷资金的法国勾结做合伙买卖。罗曼诺夫指出：维特计划中的对华资本输出，“首先是输出在执行国家预算中完全由专制政体支配的那部分资本，其次是俄国的私人资本和外国的私人资本”[3]（P403）。
        从法国方面说，它的单独力量在对华扩张中敌不过英国，无论是在对华贷款问题上还是在华南问题上，法国金融资本都需要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对清政府有巨大政治影响的俄国的支持。没有这颗定心丸，巴黎金融界就认为他们的对华资本输出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它只得“同意在俄国政府的监督下，并遵循俄国政府的政治意图在远东进行活动”[3]（P403）。于是，在法国金融资本以俄国为其保护人、俄国以法国金融资本为摇钱树的相互需要的基础上，俄、法两国在对华贷款的问题上勾结起来了。这是法俄同盟在远东的扩大。这一外交格局，在往后列强逐鹿中国的斗争中，曾打了深刻的烙印。
        俄、法在对华贷款中的勾结很快有了结果：1895年5月16日，俄国驻法国大使莫伦海姆报告沙皇政府说，阿诺托向他保证，如果这次贷款能排除英、德两国，法国将同意提供贷款，由俄、法两国合伙承担[1]（P765）。具体条件是：由俄国对贷款进行担保；俄国得支持法国在华南的领土和经济扩张，尤其是必须支持法国获取华南铁路的优先承揽权。对此，洛巴诺夫保证说，俄国将在有关远东的“一切问题上”同法国“合作”。
        在此基础上，沙皇政府一反先前由俄国政府包揽借款的建议，于1895年5月20日向许景澄提出了一项“新办法”，即贷款不再由俄国政府出面，而“改荐银行承办，海关作押，关款不敷，由俄国国家担保”，“订法仍须合一万万数”[18]（P16-17）。这是俄、法两国排斥英、德包揽借款方案的第一次公开表示。这个方案的灵魂，不是别人，正是大权在握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阿瓦林指出：在俄国的全部远东政策中，维特“无疑地力图执行俄国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及与之有关连的法国资本所希望的路线”[4]（P34）。由他来充当这个角色，不是偶然的。
        为了进一步落实俄、法包揽贷款，维特派罗启泰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与法国金融界谈判。这个代表团于6月10日抵达巴黎。罗启泰当天从巴黎报告维特说，有六家法国银行准备承担借款，但必须“由俄国政府亲自签字担保”[16]（P69-70）；此外，法国金融界还委托俄国催促清政府授权许景澄“同俄国政府及将从事贷款的法、俄银行团签字”[16]（P71）。
        勾结既妥，6月11日，维特与洛巴诺夫同时出面逼迫许景澄接受4万万法郎（约合白银1万万两）的俄、法贷款条件是中国“海关作押，由俄主颁谕加保”[20]（P17）。俄、法联合包揽贷款并由俄国政府担保，显然意味着俄国对中国政治上、财政上的控制。对此，清政府是有所警惕的。6月12日，总理衙门电示许景澄称：“俄国保借法款，有失体面……两国借用商款，事所恒有，从无他国国家代保者。既保借款，即为保护国事之渐，“并明确指示许景澄拒绝由俄国担保，要俄方另想办法”[20]（P18）。但俄方支持不让，“不予考虑”[20]（P19-20）。
        沙俄的行动也引起它的竞争对手德国和英国的不满。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对庆亲王说，德国同俄、法一起干涉日本还辽，但没有享受与俄、法同等的权利，这次贷款交涉中“将德国排除在外，由俄、法独享利益”，为此，他对清政府处理问题的“错误的、罕见的”方式表示“遗憾”[16]（P70-71）。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则提请清政府“警惕俄国对贷款担保的意图及其不可告人的目的”[16]（P71）。赫德也频繁活动，力图破坏俄、法方案，“保住英国的一份”[16]（P70）。与之对抗，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密切配合，压迫清政府接受俄、法贷款。这样，在对华贷款问题上，国际帝国主义如蝇争血，吵嚷不休，矛盾十分尖锐。
        为了就对华贷款事进一步磋商，沙皇政府邀请法国大银行家霍丁格尔·诺茨林和雷内·勃里斯访问圣彼得堡。他们来到俄京后，立即向维特提出，由于法国助俄国提供贷款，俄国应“帮助他们扩大法国（金融）市场在中国的银行活动”。这是法国金融资本要求以沙皇专制制度为其在华保护伞的铁证。在这个基础上，双方达成了最终妥协，商定由四家俄国银行和六家法国银行参加这次对华贷款。